“押一趟女囚,顶十年俸禄。”——这句在清代衙门口私下流传的话,不是夸张,是保守估计。乾隆四十七年,山东驿卒赵三抢到一个“肥差”:押送犯官林氏母女去伊犁。回程时,他兜里揣着二百三十两雪花银,外带一块和田暖玉。那块玉,是林家托人半夜塞进他包袱的“添头”,只求路上别再往粥里掺土。
官方账册上,赵三这趟差只该领六钱银子,还不够京城一个书办喝半个月茶。真正的收入,藏在三条暗沟里:第一条是家属赎买,价码按女囚的出身细分成“阁部价”“道府价”“州县价”,明码标价,谢绝赊欠;第二条是驿站“孝敬”,怕差役借故刁难,宁可提前塞钱,省得女囚故意“病死”在自己辖区;第三条最黑——半道把女眷卖给边军做私妾,再报个“投崖自尽”,死无对证。三条沟的水汇在一起,就成了“押解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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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别把差役想成天生恶人。他们大多出身军户或胥吏,平时被上官呼来喝去,连牢头都能踹他们一脚。一朝拿到押解权,就像翻身做主人:枷锁轻重、绳索松紧、一天给几口水,全由他一支笔。那种“终于轮到我”的快感,比银子更蚀骨。正德年间的李差役,原本给县太爷端了七年尿壶,后来押送曾任礼部主事的潘家女眷,故意绕道太行山,多走六百里,每天只给两口水。潘家小姐被渴到嚼树叶,李差役蹲在旁边啃梨子,咔嚓咔嚓,像把当年的怨气一并咬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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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囚的“附加值”还不止姿色。官宦人家的女儿识字,能写家书,差役便拿她们当摇钱树:一封“平安信”索五两,多写一句“沿途安好”再加一钱。若家属迟迟不付,下次信里就会出现“女儿腿上冻疮已流脓”,让家里人连夜送银。最惨的是那些订过亲的姑娘,夫家怕牵连,往往出高价请差役“路上随便给个了断”,既保名声又省聘礼。于是,半道“山匪劫人”的戏码年年上演,土匪是差役远房表弟,妆都懒得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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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线路,价码还有浮动。江南肥得流油,一封家书能榨出二十两;西北荒凉,差役更愿意“现货现结”——把女囚卖给戍边老军,一手交人一手交羊羔皮。乾隆朝做过统计:发配伊犁的官眷,江南出发的死亡率三成,山西出发的五成半,差别就在“市场购买力”。最荒的哈密线,女囚还没出嘉峪关,头发已被剪去卖假发,冬天夜里冻得指头发黑,差役拿热马粪捂一捂,不是仁慈,是怕“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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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到尽头,也有人想洗白。道光年间,老差役周德旺干到第五趟,忽然把银子全扔给喇嘛,说自己夜里常听见铁链响。他申请调去养马,结果第二年被同伙揭发“私藏犯官金镯”,流放打牲乌拉,这回轮到他戴着锁链上路。押他的新兵偷偷问:“周叔,路上想喝热水吗?”周德旺摇头,只说了一句:“别给人机会把你说成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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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刑律修订,押解改由警察队接管,沿途设医生、女看守,银子走公账。老差役们被遣散,有人去拉黄包车,有人当了赌档保镖。北京城冬夜,前差役郝二在火堆旁烤红薯,听见报童喊“新政新法”,他咧嘴笑笑,露出一颗银牙——那是用林家暖玉换的。火光照着牙,也照着他手掌上被铁链磨出的老茧,像一条不肯褪色的印记,提醒着:当权力没有天花板,人性就会长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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