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东京街头飘着鲤鱼旗,外务省情报部的小楼里却有人把一张圆脸胖子的照片塞进《周报》,旁边一行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照片里那人穿绸衫,嘴角耷拉,活像租界里替人写状子的落魄师爷。三天后,这张报纸被华北特务机关空运天津,再转送前线,供皇军“识敌”。据说有少佐看完嗤笑一句:“原来支那共产头子是个乡镇土财主。”笑声未落,卢沟桥枪响,他们第一次碰到八路军,才发现对面既没有绸衫,也没有耷拉嘴角,只有泥泞裤腿和雪亮刺刀。
把照片递给外务省的人叫波多野乾一,中文比不少北平人还顺溜,写过《京剧二百年》,梅兰芳见他都得让座。可就在1936年冬天,他明明剪过《时事新报》上斯诺拍的毛泽东——八角帽、颧骨高耸、目光像刚擦过的刺刀。那份剪报如今躺在东洋文库,纸页发黄,钢笔画圈还在。有人猜他故意换错,有人信他只是随手抓了一张“看起来够土”的充数。不论哪种,结果一样:日本读者对“赤匪”头子的想象,被成功锁进“土财主”模板,正好配军部那台“三个月灭亡”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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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几年,莫斯科、纽约、巴黎的编辑部也搞不清毛泽东到底长几根眉毛。苏联《国际时事》干脆用木刻,刀锋一扫,满脸都是棱角的革命;伦敦《观察家》约了个左翼画家,画完像给诗人而不是给军人。信息像隔着毛玻璃的灯,模模糊糊才方便各取所需。只是到了1937年,斯诺的照片已把灯擦得雪亮,日本人却偏要再糊一层纸,好让国内百姓继续把侵华想成“下乡剿匪”,而不是跳进一场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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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旧军部的参谋们写回忆录,有人承认当初把中共当成“土匪扩大版”,有人把责任推给“翻译失误”,还有人干脆忘了这段。波多野1948年死于胃癌,没留下一句解释。那张错照被收进东京大学战史室,编号“支-117”,旁边一张便签:身份未核实。七十年后,中国学生在数据库里翻到它,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笑——照片里那位“主席”实在太像街口卖糖炒栗子的老掌柜,一把竹铲、一口铁锅,怎么看都不像能带着队伍钻进太行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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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候就爱开这种干瘪的玩笑:侵略者把对手画成小丑,好让自己人放心开枪;结果小丑从舞台后面掀开幕布,露出的却是漫山遍野的火把。照片可以印错,子弹不会拐弯。当夜渡黄河的八路军蹬碎最后一块薄冰,谁还管报纸上是圆脸还是长脸,大家只记得对面钢盔下那张被冻得发青的脸——原来所谓“皇军”,也会怕冷,也会溃散,也会把“三个月”拖成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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