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陕甘总督，为何能搞定新疆屯田？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历经多次平叛后统一新疆。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新疆建设发展的最早一批“设计师”，陕甘总督杨应琚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他面前摆着一连串的待解难题：荒地如何变为良田？边陲地区又该如何布满人间烟火？这一切举措的起点，还要从杨应琚给乾隆皇帝的一封奏疏开始。

▲杨应琚像。（图片来源：西宁晚报）

（一）结缘新疆：奏请屯田筑基石

出身封疆世家的杨应琚，是汉军正白旗人，以荫官入仕，38岁走马莅任西宁道。在西宁道任内的十几年里，杨应琚以精明能干、政绩突出著称。后被提拔为封疆大吏，担任过两广总督、浙闽总督等职。在乾隆皇帝的赏识下，后调任陕甘总督，由此结下了他与新疆的缘分。

新疆初定，百废待兴。杨应琚深谋远虑，将屯垦视为推动当地开发和稳定的钥匙。因此，他奏请乾隆皇帝在巴尔楚克（今巴楚县）屯田。

之所以选中此地，是因为杨应琚注意到从阿克苏至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今喀什）“相互距离达数千里，地域空旷开阔”，行政管理与军情传递极为不便，因此，必须在沿途设立一个联络各方的枢纽之地。进一步勘查后，杨应琚选中了“傍近河流，泉源充裕”的巴尔楚克，在此垦荒造田、形成村落、联络四方。

▲清时期巴尔楚克等地位置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杨应琚不仅对新疆风土民情十分熟悉，还展现了周密严谨的筹划能力。乾隆皇帝将西陲新定之地的驻兵屯垦事宜交给杨应琚，命他和相关官员共同查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杨应琚又将目光投向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并分别驻扎军队，开垦种植，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杨应琚还注意到了巴里坤农垦的开发价值，于是派五百名士兵，并调配流放犯人四百八十余名一起前往开垦田地。

在巴里坤，杨应琚因地制宜，大力推广耐寒作物豌豆、小麦，到了秋收时节，试种初见成效，麦穗长势喜人，豆荚颗粒饱满。

高产的喜讯极大鼓舞了民间的垦荒热情，商民纷纷自愿认领荒地进行开垦。在杨应琚的要求下，官府及时发放开垦许可证，鼓励人们开垦耕种，巴里坤自此逐渐成为北疆农业开垦的重要据点。

▲巴里坤县城。（图片来源：巴里坤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钟卫亮摄）

（二）移民入疆：为边疆发展聚力

随着迪化等地屯垦政务逐渐兴起，外地百姓来此从事贸易，搭建村落。乾隆皇帝认为，如果人丁逐渐兴旺，作物更加繁盛，那么甘肃等地的贫苦百姓能够前往谋生耕作。这样一来，荒地得以开垦，民生得以安定，对于国家的整体治理大有好处。

在这一背景下，杨应琚积极推动其他省份民众前往新疆，促进边疆开发步入新阶段。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肃州威鲁堡二百五十户吐鲁番人面临耕地不足的困境。杨应琚在秋收后派专人护送他们回到哈密，并招募其他百姓接手他们原本耕种的土地。同年，他还从甘肃安西、肃州两地招募百户贫民，为他们提供车辆、口粮、衣服，资助他们举家迁往迪化。

▲清时期甘肃安西、肃州等地位置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随后数年，移民规模持续扩大，数千户民众被分批安置于新疆特讷格尔、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新垦区。

这看似平常的移民工作背后，是繁琐而细碎的系统工程。移民过程中，杨应琚不忘统筹粮草车辆，又特意新建兵房以解军民后顾之忧，还亲自协调地方大臣，确保各方得以妥善安置。

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761-1765年），杨应琚先后七次上奏，内容既包括宏观的移民招募与安置政策，也细致到具体田亩数字、作物收成及水利兴修。正是杨应琚的总览全局与周密筹划，才让这一次次移民屯垦得以顺利推进。

在杨应琚等官员的细致安排和努力下，初到新疆的百姓见“地亩收成，生计丰裕”，皆“欣然得所”。

数年过去，一个个村落如满天星火般散落在原本人迹罕至的边陲地区，田地阡陌纵横，庄稼蓬勃生长，不同民族的军民携起手来，为新疆的开发注入了持续的活力。

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迪化及镇西府与伊犁地区两地移民共计两万余户，垦地已达104万余亩，构成新疆农业的坚实基础。这其中，作为“前浪”的杨应琚在组织移民、统筹屯垦方面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杨应琚肃州、新疆屯垦统计。（图片来源：高铁泰：《杨应琚西北治边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三）兴修水利：建渠引水安民心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杨应琚将屯垦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巴里坤北山一带。当地人口稀少、劳力不足，杨应琚担心百姓刚刚迁来此地，人困马乏，人单力薄，难以立即开展建设。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民众早日安顿，他亲力亲为，带头修建水渠。

▲清时期巴里坤位置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巴里坤北山一带原有三道水渠，杨应琚经过勘测，在头道、二道渠的尾部开渠两千丈，并用开渠之土建起了村堡三座。在百姓的簇拥下，杨应琚亲自主持新渠开通。

清冽的雪水奔流而下，变为在田地上的潺潺渠水，为荒地带来勃勃生机，为人们带去了美好而有盼头的生活。

数月后，前往巴里坤的民众愈发增多。他们看到这里“有堡可居，有渠可灌”，安心地在此处安营扎寨。从这以后，附近的居民接踵而至，让此处有了更密集的人口与广阔的农田。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高家湖湿地。（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摄）

治边世家的出身和黎民百姓的期盼，让杨应琚深知边疆治理之重，也让他成就了一番庇荫后世的事业。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在伊犁、迪化、巴里坤等多地进行屯田垦荒，构建了多民族成员共同劳作、协力开发的生存纽带；他连续五年清点人口，组织移民，配发农具、住所与马匹，完善了清廷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体系；他亲力亲为开挖水渠，建设村落，为后世打下了大美新疆的繁盛之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杨应琚调任云贵总督，次年，督军攻缅兵败，以“调度乖方，有心欺罔”革职解京，途中，被乾隆皇帝责令自尽。

▲故宫博物院珍藏了杨应琚所誉录的《盛京赋》。《盛京赋》是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祭祖时所写的辞赋，由杨应琚担任山东巡抚时誊写。其中写道：“尝闻以父母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爱之民物。”（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历史的回声中，杨应琚并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在新疆的金色稻浪中，沉甸甸的谷穗默然见证这位边陲守护者的点滴付出。他在山海之间谱写下的拓荒赞歌，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夯实了根基，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火热的沃土。

（作者简介：江思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2025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学院层面有组织科研项目“域外边疆理论整理、翻译与批判研究”（编号：2025XYCM55）；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22JZD03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新研究平台“新疆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