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从香江赤子到工运领导的壮丽人生

▲邓发

邓发，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今云浮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因家境窘迫，仅读过几年私塾便辍学谋生。14岁时，他背井离乡前往广州、香港等地，先后做过学徒、搬运工、船员，在底层社会的摸爬滚打中，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资本家的剥削与劳苦大众的苦难，一颗寻求公平与解放的革命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萌芽。

20世纪20年代初，香港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重要窗口，邓发在此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邓发积极投身其中，参与组织罢工工人成立纠察队，在与帝国主义军警的对峙中冲锋在前，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无畏精神，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相连，踏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发奉命回到广东，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他带领工人赤卫队攻占敌人据点，在战火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起义失败后，他辗转于香港、广西等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秘密交通线，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输送干部，成为连接各地革命力量的“红色纽带”。

进入30年代，邓发的革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930年秋天，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个印刷机关被破坏。邓发去检查工作，不幸被香港警方逮捕，并遭毒打。邓发被警方拘留后，他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敏捷的思维，沉着地对待敌人的审讯。他以攻为守，假装刚从乡下云浮到港探亲，故意用云浮土话质问警方，“为何逮捕我？”当警方质问他认得邓发吗？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又机智地把口信送出。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他五哥出面托老板保释出狱。

出狱后，邓发带着伤痛，继续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同敌人坚持斗争。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引起敌人的恐惧，敌人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他。

9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邓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7月，邓发奉中央令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在任期间，建立和健全保卫局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执行部、侦察部、秘书处等机构，并配备得力的干部，把保卫党中央以及公安工作开展起来。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所领导的保卫局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一些同志蒙冤受害，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邓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是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发作为中央纵队副司令员，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转移。在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始终坚守在最危险的岗位，带领保卫人员日夜警戒、沉着应对，多次化解敌人的围追堵截，确保了党中央核心领导的安全。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乏，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同吃草根树皮，用自己的言行激励着身边每一个人。

遵义会议时他首创“三重保护”，是党中央的"红色守护神",地位高于三位元帅。

1936年6月，邓发受中央委托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西安候车去兰州时，会见了即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里，用了很长的篇幅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他同邓发的会见。斯诺说：邓发问我认识他吗？我想我一生也没有碰过这么一个中国人。邓发见我发呆的神情，便得意地用指头指一指自己的胸口，说：“怎么，我就是邓发呀！”哦，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是国民党政府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的呀，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探呢？而他看见了我，一个自愿跑进“匪区”去的美国人，乐得不可支，竟屡次将我搂抱着。我问他：“你不替你的脑袋担心吗？”他吃吃笑着说：“不见得比张学良更担心”，“我是和他一起住的。”邓发化装为国民党官员乘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兰州，转赴新疆。由于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联系，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新疆，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他凭着勤快的手脚，干各种杂活的熟练手艺，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邓发跟着戏班子的骆驼队踏上入疆的途程，在那天气变幻莫测的戈壁大沙漠中，邓发心里装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高温酷暑，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硬得像石块一样的干粮，喝着少得可怜的一点溪水，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到达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又几经周折，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苏联。

1937年，邓发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在莫斯科，他刻苦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也曾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还常到工人夜校一连作几个小时的讲演。他领得的讲演费，全部交党中央作为党费之用。

1937年9月，邓发奉组织之命，由莫斯科回国，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继陈云之后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全面工作。

经过邓发和我党同志的努力工作，从迪化到遥远的边塞，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家喻户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造成民族隔阂，过去，新疆少数民族称汉人为“黑叶达”，现在，他们亲切称呼为“新汉人”。

1939年秋，邓发接中央指示返回延安。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工作期间，不论是教学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后勤工作，事无巨细，邓发都事必亲躬。他到班上同学员研究学习计划，检查学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他给学员讲授《党的建设》课。由于深入浅出，材料丰富，实例生动，深受学员欢迎。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党校进行了改组，毛泽东亲任党校校长，邓发任副校长。

他致力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员的革命意志和实践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与党校学员打成一片，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邓发在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职工运动委员会任职期间，他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抗战以来各地区职工运动的经验，密切结合抗战时期职工运动的实际，坚决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织制定正确的劳动政策，纠正了某些狭隘的行会主义与经济主义的残余思想，加强了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1942年开始，又发动、组织了边区工业建设的群众运动——赵占魁运动。赵占魁运动，是我国职工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党卓有成效地领导工业建设群众运动的开端，从1942年至解放战争胜利，这个运动持续了六七年之久。在这个运动中，边区工人阶级以极其艰苦卓绝的忘我劳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发展，在经济上支持了长期战争，为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邓发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1945年9月11日，邓发告别延安，乘飞机飞往重庆转赴巴黎，出席1945年9月25日至10月上旬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邓发是第一个出席世界性会议的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在会上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八项主张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巴黎期间，邓发广泛地宣传了我党“七大”制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党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曾接见中外记者，在和记者约兰谈话中，讲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对约兰说：

从此，我没有对任何事情有过畏难，一个等于死而复生的人，还怕什么？

在归国途中，又访问了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在路经马尼拉时，邓发曾到菲律宾诸岛访问华侨工人，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1946年1月23日，邓发和朱学范由马尼拉飞抵上海。在那里，他停留了三天，积极地宣传巴黎职工代表大会的精神，努力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在短短的三天里，他把日程排得满满的，参观了上海邮政局，接见了记者，发表了谈话，还探望了战友廖梦醒。

1月26日，邓发同朱学范离开上海，同机飞回重庆。

邓发回到重庆后，旺盛的革命斗志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住在红岩村，书写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汇报。他热情地向同志们介绍巴黎大会和访问各地的见闻，往往谈至深夜，同志们还不肯离去。

4月7日，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邓发同王炳南等相聚一起，他兴致勃勃地请大家欣赏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名画和纪念品。他还风趣地说：“要开一次展览会”。最后，他怀着激情对同志们说：“将返延安去”。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同志们、朋友们的永诀！

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乘美机飞往延安，向党中央和解放区职工汇报。当日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黑茶山遇雾，飞机撞山焚毁，邓发等不幸全部遇难。

邓发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一生。他从一个贫苦青年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