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8岁的陈婷发现自己有了49岁张艺谋的孩子。陈婷打电话问张艺谋怎么办,张艺谋给她两个选择:把孩子拿掉继续去读书;生下孩子他会负责。陈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怀孕了。”电话那头,陈婷声音颤抖,半晌,张艺谋低声说了句:“你想怎么办?”
陈婷没有哭,只是盯着天花板,想起最近几次见面他脸上的疲惫和偶尔的迟疑。
张艺谋很快抛出了两个选项,没有迂回,没有安慰,语气平淡:“你要是想继续去上学,就把孩子拿掉,我可以给你安排一切,如果你想生下来,我会负责。”
陈婷没有犹豫,几乎是本能地说:“我要生,即使这个决定会让我和过去的生活完全说再见,我也不后悔。”
她当时还在念书,身边还有几个关系很好的舍友,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消息会落在她头上,挂了电话,她没有掉泪,只是静静地坐了很久,脑子里嗡嗡作响。
张艺谋比她大三十多岁,那个
名字在电影圈里就是分量,陈婷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剧组选角的现场,周围人都盯着他,没人敢多说一句话。
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被他注意到,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她只能确定,这个孩子,她舍不得放弃。
那段时间,张艺谋拍戏很忙,见面都是在酒店房间,进出都得小心,陈婷怀孕的消息,只有两个人知道,每次见面,张艺谋会问她吃得好不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语气很平静,没有热烈,也没有推脱。
陈婷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什么事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
1999年夏天,陈婷离开了学校,她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生病了,得休学一段时间,母亲在电话里问她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她只是嗯了一声,没敢多说。
她租了间小房子,白天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张艺谋偶尔会过来,带点水果和药,坐一会儿就走,有时候什么都不说,有时候会突然讲起电影里的事,讲到一半自己又停下来。
怀孕头三个月,陈婷反应很大,整个人瘦了一圈,张艺谋请了个保姆照顾她,但她不太说话,什么事都是自己来。
她不看电视,也不上网,每天就是等着孩子的胎动,她想象过很多种以后,但没想过会这样孤单。
张艺谋从没问过她后不后悔,陈婷觉得自己没资格后悔,她清楚自己选了什么,也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她偶尔会想,等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就会有新的生活。
2001年,她在北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那天张艺谋没有在产房外,他在外地拍戏,只让助理送来一大束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句话,字迹很简短:“辛苦了,等我回来。”
那天晚上,陈婷抱着孩子,房间里很安静,她听着孩子的呼吸,突然觉得这一切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但又说不清哪里不一样。
生完孩子后,陈婷的生活变得更加隐蔽,张艺谋安排她和孩子住一处别墅,偶尔自己会过去,但每次都很低调。
孩子没有户口,一切都需要小心翼翼,出门也得避开人多的地方,有次带孩子去医院打疫苗,被护士多问了几句,陈婷只能敷衍过去。
从2001年到2006年,陈婷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每一次怀孕、生产,都是在这样的隐秘和小心中度过。
她几乎不出门,也不和过去的朋友联系,张艺谋偶尔带孩子出去转转,也都选很偏的地方。
2007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没有户口,入学成了难题,张艺谋安排助理找关系,最后让孩子们以“借读生”的身份进了学校。
2011年,张艺谋和陈婷终于去登记结婚,那天他们没有仪式,也没有亲友,只有两个人在民政局门口站了一会儿,拿了结婚证就走了,张艺谋说了句:“总算有个名分了。”
陈婷只是点点头,那一刻,她没有激动,也没有觉得痛快,只是觉得终于不用再藏着掖着。
结婚两年后张艺谋超生的消息被曝光,后来,他为超生缴纳了七百多万的社会抚养费,陈婷没有抱怨,也没有觉得丢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孩子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世界,陈婷也开始尝试做些事情,学习做制片,偶尔帮张艺谋打理项目,她不再只做“导演的女人”,也不再只为一个身份活着。
2018年以后,陈婷很少再出现在张艺谋的公开场合,她不再刻意解释什么,也不在意外界怎么看,孩子们逐渐有了户口,有了正常的生活,她自己则开始尝试过一种新的日子,不再围着别人转。
1999到如今,陈婷的生活像电影里的长镜头,没有快进,也没有倒带,孩子们在长大,她在变老,张艺谋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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