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秀典：古代日本的牛车

南北朝的车驾制度，一方面被隋唐王朝继承，另一方面经由朝鲜半岛，对日本列岛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牛车，成为平安时代的贵族喜爱之物，扎根于近代以前的日本，被载入松平定信《舆车图考》（原书刊印于1804年）等优秀的典章制度书籍。二战后，远藤元男、樱井芳昭等以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车为研究对象的通史亦已刊布。但研究者多将牛车视为国风文化的代表，讨论范围局限于某一国的历史。

古代日本的牛车有两种：一是被用作板车的“拉货牛车”（うしぐるま），二是贵族乘坐的“带篷牛车”（ぎっしゃ）。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史的视角考察古代日本的牛车。

用于搬运货物的牛车

3世纪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谓：“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弥生时代的出土资料中，亦不见先民已经开始饲养牛马的确切证据。然而，一般认为，最晚至5世纪，牛和马已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

关于古坟时代的马和马具，考古资料有很多，从各方面进行讨论的研究正在不断积累；相反，有关牛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其中，基峰修汇总了近畿和千叶县的古坟出土的14例牛形埴轮，认为先民多将它与马、狗、野猪等动物埴轮搭配在一起进行排列。而且，马形埴轮，表现的是装有马具的鞍马，配有马丁的例证不少；与此相对，除了兵库县船宫古坟有带鼻环的牛形埴轮出土外，牛形埴轮未装器具，看起来亦不像是用来拉车、挽犁或搭载货物的。有关古坟时代牛的使用情况，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方面，《日本书纪》履中天皇五年条载有车持君将筑紫部之居民征调为车持部的说话。另一方面，在《新撰姓氏录》中有以下传说：车持氏属上毛野氏一族，雄略天皇时期，因献上乘舆而被赐予车持公之姓。对此做过考证的远藤元男认为，在5-6世纪，人们使用的不是马车或牛车，而是人拉的车。

在日本，尽管5世纪骑马活动已然出现，但车的传入则相对滞后。主要原因可能如下：当时，在中国中原地区，作为身份标识的车马已经式微，而日本列岛平地较少，道路设施不完善，因此，车马自不必说，甚至连搬运货物的牛车使用起来都不方便。然而，据史书记载，646年，高句丽在准备与唐朝作战时，曾使用大量车运送军事物资；662年，新罗在与高句丽作战时，动用了2000多辆车，运输4000石米。那时，日本亦修建了大和三道（上道、中道、下道）以及横大路等直线道路，它们构成营造藤原京、平城京的标准，故可以推测，在防御唐王朝、新罗以及都城的营建方面，牛车已被当时的日本人大规模使用。

根据近畿的古代遗迹出土的木制部件集成，图1左的1208是出土于藤原宫6ADC区SK6509的牛车的衡。研究者据出土纪年简判定，这一遗迹的年代是694-709年。衡是用山桑的树枝制成的，长84.4厘米，截面直径为7厘米，中间部分的左右各有1孔，插有2根山茶树树枝制成的轭，衡两端的孔中插入了连接车辕的四角柱状的部件。中国的车轭一般是人字形的，不过，像张家川马家塬57号战国墓出土的2号车那样用两根轭夹住的例证，亦零星地出现。1201是兵库县神户市吉田南遗迹河川1出土的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的板车轮。直径为55.0-59.5厘米，轮部厚5.2-10.0厘米，轴孔径为8.4厘米，轴承部位厚29.6厘米，用松木制成，两面和圆筒形的轴承虽仍显得粗糙，但由于长期使用，轴孔内面已有明显磨损。1202是平城宫6ADF区SK1979出土的8世纪的轮圈片。推测直径为约120厘米，厚5.4厘米，被认为是将轮周四分后组合而成的辐式车轮。此处不见插车辐条的枘孔，不过，平城宫中亦有带枘孔的辐式车轮的残片出土。

图1 古代日本的板车（左：遗迹出土木器；右：《扇面古写经》中的牛车图）

集成图录的解说，将1202的车轮和1208的衡视作牛车的部件，并列举《扇面古写经》中的牛车图（图1右）作为参考资料。《扇面古写经》是平安末期（12世纪下半叶）撰成的装饰经，图中牛拉着板车，车上有装米的草袋和放牛童。车轮由5片轮圈组合而成，钉上了1根加固的弦，辐条有15根。图138右的车上有6个装米的袋子，假设每袋是60千克的话，那么总共就是360千克，加上放牛童和车身的重量，总重量轻轻松松超过500千克。要运输如此重的货物，车轮、车身若不是相当结实的话就会破损，故畿内应有可以制造符合此要求的车的专业工匠。

与此相对，板车轮1201，直径不足1202的一半，故应相当于后文将讨论的《造金堂所解案》中的“小车”，可能是结构相对简单的一轮车。不仅吉田南这样的地方聚落多用此车，奈良时代的畿内亦是如此。

784年，桓武天皇将都城从平城京迁至此地以北40千米处的长冈京。考古工作者在长冈京的条坊路面和宅地内的10多处检测出车辙的痕迹，其间隔多为1.45米，亦有1.35米或1.55米的例证。1.45米相当于天平尺的5尺，若最大值、最小值分别是1.55米、1.35米的话，那么当时很可能已统一车轨。长冈京是时人将平城京、难波宫中的很多建筑物拆卸、搬迁，急速建造而成的，所以营造这一都城用的板车可能是官营作坊统一制造的。

调查过奈良时代的正仓院文书的加藤友康认为，首先，在平城京的东西市、官署的节部省和京城附近用于卸货的港口，为了运输木材、薪、炭、草、稿等重物以及体积大的物品，人们会使用车；其次，营造长冈京时，人们在丹波的山作所砍伐木材，从大井津顺着保津川而下，在淀津卸货，再用车运送至京城。加藤据此认为，奈良时代，在长距离的运输方面，人们不用车，用车的范围只限定在京城及其附近。另外，平城京左京三条二坊八坪的长屋王邸遗迹中有记录着“车借人六口米三升”的木简出土，研究者推测，“车借人”即从事运输业之人。尽管遗留下来的只有与宫都相关的记录，但大型辐式板车是中央专用之物的可能性很大。

加藤还根据正仓院文书《造石山院所解案》计算出，在运输22根柱子的场合，如果人来搬的话，每根木材需要9个人抬，那么总共需要198个人，而若使用车的话，每辆车可以运送2根柱子，因此，车的运输能力是人的18倍。在《延喜式》卷三四《木工寮》中，运送瓪瓦（板瓦）的情况下，人能搬12片，车能载120片，故车的运送量是人的10倍。由此可见，在需要大量运输重物或体积大的物品的情况下，利用车会取得显著效果。

只是，当时人们多使用人拉的“力车”。762年的《造金堂所解案》有以下购买记录：人们用695文购入“车”，用1贯400文购入“间车”，用1贯50文购入“牛车”，再购入1辆的话需要1贯文，以每辆车300文的价格购入5辆“小车”。远藤认为，“车”“间车”“小车”三种车是“力车”。“间车”比“牛车”贵，价格甚至接近“小车”价格的5倍。论数量的话，“小车”最多，它很可能是小型的一轮车，“间车”和“牛车”可能是大型辐式车。

在746年近江国司上呈给中央的文书中，记有男女5人的名字，他们是被献给东大寺的奴婢。其中之一是持麻吕，39岁，注曰“车匠”。他可能在近江国官署中负责制作车，由此获得赏识，负责制作、修理营造东大寺用的板车。

综上所述，在日本国家形成之初的7世纪，拉货的车逐渐被广泛使用。根据8世纪的正仓院文书可知，用车的范围被限定在宫都及其周边，各种类型的车中，多数是人拉的结构简单的一轮车。以下事实逐渐清晰起来：大型辐式牛车亦逐渐增多，从营造长冈京时残留在路面上的车辙来看，车轨间隔的规格被统一在1.45米左右。

平安贵族乘坐的牛车

关于贵族的乘坐物，松平定信《舆车图考》有详细记载。根据松平氏的考证，首先，天皇乘坐人抬的“御舆”或“辇”。据《唐六典》等所见唐代车制，天子使用路车、傍车、辇、舆四种车；而日本则不同，路车、傍车未被使用，辇被称为“御舆”，舆被称为“腰舆”“辇”“凤辇”，皇后、斋王亦乘坐舆。平安末期的《年中行事绘卷》中，绘有十数人抬着带低四角锥形（四注式）房顶的舆的场面，观察松平所绘考证图，我们亦能看出其车顶的形状有别于下文将讨论的牛车。

图2中展示了槟榔毛车、丝毛车、网代车这三种日本1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牛车及其部件名称。三种车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有车厢的装饰不同。而且，它们与带拱形车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牛车基本相同，一定是受到了中国车制的影响。如果硬要找差异的话，大概就是车顶中轴加入了前后弯成弓形的骨架（栋）。

图2 日本古代的牛车（1：槟榔毛车、2：丝毛车、3：网代车、4：牛车部件名称）

槟榔毛车，是指将棕榈科的槟榔的叶子撕成如丝般纤细之物，再葺成屋顶形的牛车，乘坐者是上皇、亲王、摄政、关白、公卿以下四位以上的公家、女官、僧正等。图2中绘有穿着正装的贵族从停下的车前面下来的场景。黑牛已被卸下车轭，戴着乌帽子的放牛童牵着连在牛鼻环中的缰绳。丝毛车，是指青、赤、紫等捻线覆盖了整个车厢、带鎏金铜饰的牛车。青丝毛车，是皇后、中宫、东宫、准后、亲王、执政等人乘坐之车；紫丝毛车，是女御、女御代、更衣、典侍、尚侍所乘之车。网代车，是指房屋形车顶以青竹条编织而成或用桧木薄板制成的车，此类形制的牛车规格稍低，不过为11世纪以后的人们所继承。

再往前追溯，奈良时代的天皇乘坐辇舆，而贵族官员则一般骑马。然而，在平安京逐渐有步道和车道的区分，作为乘坐车的牛车出现。换言之，《日本后纪》弘仁六年（815）十月条有如下记载：

内亲王、孙王及女御已上，四位已上内命妇，四位参议已上嫡妻子，大臣孙，并听乘金银装车。自余一切禁断。

据此，内亲王、作为天皇之孙的王，女御以上的天皇配偶，四位以上的内命妇（本人是有位阶的女官），四位参议以上之官的妻子，大臣之孙，皆被允许乘坐带金银装饰的车。概言之，此处所载之人全是女性，无法判断男性是否能够乘坐牛车。男性乘坐牛车的史料直至9世纪末才出现。宽平六年（894）五月十二日的太政官符称，由于最近男性无论官位尊卑皆乘坐车，现一概加以禁止。但是，加藤指出，翌年八月十七日的宣旨中，男性亦被允许乘坐车，长保元年（999）七月二十七日的太政官符中出现了卑位凡庶之人恣意地乘坐车、用黄金装饰车或使用朱涂车顶等现象，故朝廷一概禁止六位以下的人乘坐牛车。

一言以蔽之，可知存在以下现象：首先，迁都平安京以后，贵族女性开始乘坐牛车，9世纪末，乘牛车之风在一般骑马的男性贵族之间亦开始盛行；其次，上文所述槟榔毛车、丝毛车、网代车这样根据身份、官位而定的车制并未定型，尽管朝廷禁止不分尊卑地用金银、朱涂等将车打扮得很华丽的行为，但亦未被时人严格遵守。

只是，以上贵族使用牛车的情况是私人出行的场合，关于官方出行的情况，有必要另外再进行讨论。换言之，中国皇帝有视礼仪重要程度而定的大驾、法驾、小驾三驾卤簿制度；与此相对，在日本，根据天皇行幸目的地是京外还是京中、宫内，相应地有不同的卤簿。而且，天皇行幸在天平时期有远行幸与近行幸之别，在平安初期则分为大、小或大、中、少几种类型。由此，虽然日本仿照唐制，完善了天皇卤簿制度，但平安前期以后，只有天皇乘坐御舆，此制并未与皇族、贵族的车制结合在一起。

（本文摘自冈村秀典著《古代东亚的车舆社会史》，杨雅婷译，于保田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冈村秀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