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下，红队，一曲悲歌，回荡在上海乃至中共党史之中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创建的特科是世界谍战史上的一段奇迹。其实触角并不仅针对其对手国民党，是活跃在远东地区最为著名的谍报机构。

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传奇中的传奇便是“红队”，归属于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称为“红色保卫队”，内部俗称“打狗队”。它是年轻的中共中央自1927年到1935年期间在上海所领导的一支精悍的城市行动力量。任务包括打击惩处敌特与党内叛徒，保卫中共机关与领导的安全，并且开展针对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的渗透活动。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三民照相馆，特科重要联络点之一

其在三十年代早中期，因为种种的历史原因，消失在历史舞台，一桩连环刺杀案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个案的成功和全面大暴露代价是不匹配）。这件案子便是当时发生在上海租界闹市区的 “昼锦里惩治叛徒案” 以及 “仁济医院连击成功案”。

当时报纸新闻

一切的起因源于一个叫熊国华的人，“熊国华”只是一个临时化名，早年参加中共，“九一八”事变后曾被组织上派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潜回上海，进入中央特科，担任当时隐蔽战线中至关重要的“报警员”工作。但因为此人的陋习，造成了当时中共在上海的最高领导层一次雪崩式的灾难。

1933年初，博古（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撤离上海到江西苏区后，新成立了一个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李竹声担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上海进行领导工作，并负责江西红军根据地党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

国民党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在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配合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逐步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的多个秘密联络点。

1934年6月26日，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决定，当晚在英、法租界与华界同时行动，破获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机关，抓捕所有他们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员。中统上海特务机关采取逮捕行动前，由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亲自将抓捕人名单送到租界特区法院，请法院签署逮捕令。季源溥担心泄密，直到6月26日下午3点过（离特务们晚上采取行动约6小时）才来到特区法院办理手续。

当时在租界特区法院潜伏着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在6月26日下午获得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和捕人名单后，立即将情报送到一个报警员家里，让他迅速转报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紧急采取转移与防范措施。

这名报警员就是熊国华。“报警员”属中共中央特科领导，其任务是传递敌人危害中共机关与领导人的紧急情报。他们一方面与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接头，一方面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局领导汇报。

为预防情报人员送来情报但报警员外出不在家，致使情报传递耽搁，中共中央特科规定，遇此情况由情报人员将情报放入报警员卧室写字台右边一个有暗锁的抽屉里。报警员外出回家后，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先打开抽屉看一下。

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过去多次以这种方式逃过了敌人的追捕，然而这一次却因熊国华的疏忽出了大事。

6月26日下午4点左右，那位潜伏在租界特区法院的情报人员把中统将在当晚破坏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的情报急如星火地送到熊国华家中，熊恰恰外出不在家。情报员便将情报放到事先约定的熊国华卧室写字台右边那个有暗锁的抽屉里。

下午5点过，熊国华回家了，但他这天没有按规定先去打开抽屉，而是提起酒瓶，上街打酒买肉回来独斟独饮起来，喝得酩酊大醉后倒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他起床拉开抽屉看到昨天下午情报员送来的那份特急情报，却为时已晚。

就在6月26 日晚9点，中共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的多处机关被中统特务破坏，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与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不久，李竹声、赵立人等人相继叛变。他们供出了苏区红军的兵力、番号与作战意图，以及上海地下党的许多秘密，还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藏金窖。

被李竹声出卖的盛忠良秦曼云（皆为叛徒）

后来特科经过追查，发现这次组织遭受大破坏的关键原因是报警员熊国华失职，中共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审查。

熊国华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却毫无自责悔改之心，反而对抗组织，并威胁说要向敌人告密。不久，他果然悄悄向中统上海特务机关自首。

由于以前跟他联系的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多用化名，并且是单线联系，中共方面事先已作了一些防范与转移工作，所以他的叛变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中统上海区的头目季源溥、韩达等人指示熊国华不要暴露叛变一事，继续留在中共党组织内部做内奸，协助中统破坏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局与中共江苏省委。

但是，中共中央特科很快就察觉并查证了熊国华的叛变与内奸活动，又查明此人曾在东北出卖过抗日志士。“红队”得到命令迅速镇压这个叛徒与内奸。

“红队”的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等人接到任务后，针对熊国华近来诡秘谨慎的特点，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刺杀计划。他们让一名经常与熊国华联系、化名叫“巴本”的秘密党员托人用暗语通知熊国华，上海局的新领导人要亲自与他谈话，请熊于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谦告旅馆开一个单间等候，就在那几天的某一时刻，上海局新领导人将秘密前来与他会面。

熊国华受中统特务机关指示，正急着寻找中共上海局新领导人。他得到通知后，十分高兴，但他知道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对只身去谦告旅馆有些害怕，就给“巴本”回了一信，说：“我的处境不好，不能在9月15日去谦告旅馆，我派一个可靠的同志代我去，同中央接上头后我再去。”

“红队”见到这封回信后，立即让“巴本”再致一封急信给熊国华，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不去，他就不去了。还是望你准时到昼锦里谦告旅馆。”

熊国华邀功心切，就这样钻进了“红队”设的圈套。

1934年9月15日早晨5时许，熊国华匆匆来到来到位于上海市中心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的谦告旅馆。来人身穿深灰色哔叽布长衫，头戴呢帽，足登革履，携带一只大号手提皮箱。他向旅馆账房要了一间单人房间，在旅馆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简历：姓名熊国华，年龄34岁，浙江台州人，职业是做电器生意的老板。

熊国华在旅馆里待了一整天，只在晚上出去过一次。第二天9月16日，他又一整天未外出，直到深夜11点才让旅馆茶房给他买来一碗肉丝汤面，吃完后翻阅了一会儿报纸，待茶房泡了一杯清茶送进去后便闭门就寝了。

这天深夜11点30分左右，谦告旅馆突然来了两人，声称要找熊国华。他们从旅馆账房那里得知熊入住的房间号后，径直上楼叩响房门。熊国华听到有人叫他，一骨碌儿从床上跳下，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正要开口询问，那两人已亮出手枪，朝熊连开3枪，熊立即倒在血泊之中。两名刺客随即迅速下楼，与在门外望风警戒的同伴会合，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红队锄奸群英（烈士们）

旅馆老板和伙计们听到枪响，吓得目瞪口呆，见刺客逃走后，才一齐上楼来到熊国华的房间。熊国华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话还未讲完就昏死过去。旅馆账房急忙打电话报告英租界的老闸捕房。捕房的中、西警探乘警车迅速赶到旅馆。细察熊国华所中的3枪，一枪在嘴部，一枪在左颈根，还有一枪在右脚，熊国华当时血流满身，呼吸微弱，救护车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仁济医院。可惜这次刺杀行动没有将熊国华打死。

“红队”很快又侦查到熊国华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疗，在特委委员，红队队长邝惠安的带领指挥下，9月26日再次出击，终于结果了叛徒熊国华的性命。包括一名保护熊国华的密探和一名华籍巡捕，均被击毙。

而此案招致了中统疯狂的反扑，在中统特务苏成德（原中央工运早期著名人士，蚌埠中共组织创始人）的率领下，终于用“细胞战术”，将特务打入红队中，一点告破，全盘崩坏。邝惠安等红队骨干均遭逮捕，并献出了生命。

红队，一曲悲歌，回荡在上海乃至中共党史之中。但其精神永存，召唤着后来许多中共情报保卫人员前赴后继，在黑暗中继续前行。

“熊国华”被刺杀事件轰动了大上海，对党内的叛徒们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打击了国民党特务们嚣张气焰，也坚定了进步群众的革命信心。

国民党政府特务机关——中统南京特工总部刚刚派到上海市警察局任侦缉总队长兼“肃反专员”的季源溥，与中统上海特区区长韩达听到熊国华被暗杀的报告，又是惊慌又是恼火。

因为熊国华是一个秘密叛变共产党，又被中统秘密派回共产党内部的内奸。这样的人怎么就在重重戒备中被共产党惩处暗杀了呢？季源溥与韩达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可怕。

他们联想到近几年来上海滩上连连发生的中统特务与共产党叛徒被暗杀的事件，一致认为：这次案件又是可怕的中共中央特科“红色恐怖队”所为！

季、韩两人将上述情况向南京的特工总部作了报告，除遭到一阵臭骂外，就是限令他们迅速破案，将“红色恐怖队”人员一网打尽。他们搜捕的第一号重点对象就是红队负责人邝惠安。

邝惠安生于1903，广东新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2日，省港罢工纠察队在广州成立模范队后，任中队指导员。

1926年10月，编入缉私卫商团，任连训育员。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任红四师连长，在海陆丰一带坚持革命斗争。中统上海特区对红队的侦查已有很长时间，作了多种布置与侦查工作。其中，上海特区下属的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工作最有成效。他派了一个名叫张阿四、外号叫张麻子的小特务，以工厂工人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钻入到中共地下组织内部，被调进红队工作。

1934年6月9日，他被红队组织派遣，跟着参与了刺杀中统特务头子陈静的行动。

1934年9月16日，他又被临时叫去，跟着邝惠安等人，来到昼锦里谦告旅馆，被分配在旅馆外马路上望风，参与了对熊国华的暗杀活动。但在当时，他不知暗杀的是谁，更不知熊国华是什么人。昼锦里谋杀案发生后，苏成德秘密召见了张阿四，要他迅速查明红队人员情况，以便让中统立即破案。

但张阿四在红队中只是一名普通成员。红队的纪律极严，自吸收张阿四加入红队组织后，就给他在上海北槎城租了一个灶披间，让他住宿与隐蔽，平时不许他上街，只有有任务时，才临时派人来通知他跟着一道行动。张阿四不仅不了解红队领导的工作部署与行动计划，而且连红队领导邝惠安等人的住址也不知道。这叫他怎样查明红队的情况呢？

张阿四将上述情况向苏成德作了汇报。苏成德与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韩达等特务头目协商，决定派两个特务化装到北埔城一带活动，协助张阿四侦查。张阿四得意地说：“区上派人来守候，准可以钓到大鱼”不久，在不十分热闹的北犊城，新增了一家水果摊，摊贩自称名叫张光任，贩卖各色水果。在水果摊对面，又来了一个补鞋匠。

这两人就是化装的中统特务。小摊贩真名叫李典；补鞋匠真名仇一丸，化名张一之。两人都是中统上海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是专门来侦查红队与邝惠安的行踪的。隐蔽在北邺城的张阿四每天都要到水果摊来买一点水果，借机与李典交换情报。

有一天，张阿四刚好来到水果摊，突然望见远远来了一个身穿短裤褂的青年人。张阿四向水果摊的小摊贩用嘴一指，轻声说了句：“他就是邝哥子。”说完买了苹果，就迎着邝哥子走去，与邝惠安打了招呼。两人一边低声谈话，一边沿街慢走。原来这天邝惠安是来向张阿四传达一件事情的。传达完毕，邝就让张阿四回驻地，然后他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可是，就在张阿四向邝惠安打招呼时，那个化装为水果小贩的特务李典就向对角那个补鞋匠示意：盯上去。那个化装成补鞋匠的特务仇一丸就背起自己的木箱，跟了上去，仇一丸发现，前面的邝惠安在走“之”字拐。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走路方式。一会儿走路这边的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走到路那边的人行道上，目地是为了发现尾巴与甩掉尾巴。狡猾老练的仇一丸也不动声色地跟着邝惠安走“之”字拐，竟然丝毫没有让邝惠安发觉。这样，他终于发现了邝惠安的一处活动地点。

接着，中统特务组织又连续跟踪侦察，顺藤摸瓜，守候盯梢，又弄清了红队的其他几处活动地点与人员驻地：邝惠安与其妻林二妹住在法租界巨赖路（今巨鹿路）112号新文祥银楼三楼上一个房间内，这是红队秘藏武器的地方；红队的另一个负责人孟华亭住在英租界西藏路大世界对面的××里；爱文艺路的鸿祥旅馆是红队的联系点……仁济医院追杀案的发生促使疯狂的逮捕与屠杀开始了。

1934年9月27日，中统特务首先集中力量抓捕红队负责人邝惠安。他们在邝的驻地法租界巨赖达路，新文祥银楼附近守候。因为他们知道邝有枪，又武艺高强，枪法准，不敢冒死进去抓人。他们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才发现邝手拿一把雨伞从楼里走出来，就尾随其后，紧追不舍。

他们怕这位头号抓捕对象跑掉。决定马上下手。等走到一僻静处，一个特务就从后面猛扑过去，企图绑架邝惠安。没想到邝警觉性极高，觉得后面有人扑来，就往旁一闪，使那特务扑了个空，摔了个四脚着地。另一个特务又扑上来，邝用雨伞一晃，拔腿就跑。

邝跑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时，适逢电影院散场，人群拥挤无法迅速通过，被特务赶上扭住。邝就与他们撕打起来。这时巡捕吹起警笛，大批警探闻声赶来，邝遂被捕。特务与巡捕们押着邝惠安，猛扑其驻地新文祥银楼三楼。

这里是红队储藏武器的地方，因而邝一被押上三楼，就大叫起来，以让其妻林二妹警觉。特务们找到他住的房间。邝的妻子林二妹一步跳到床前，拆开床垫拉出一支驳壳枪，准备拒捕。一个西捕纵身一跳，把林二妹压倒在地，夺下她手中的武器，给她上了手铐。接着动手搜查，搜出大量武器弹药。

约在这一天的同时，别的几路特务与巡捕分头逮捕了红队的其他成员赵轩、孟华亭、祝金明、陈俊明以及红队成员的家属，男女共35人。被抄获枪支37枝、子弹万发、手榴弹一箱、文件、杂志和仁济医院暗杀计划图等。中统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房对被捕的红队成员进行严刑逼供。

可是，除陈俊明熬刑不过叛变招供外，其他人都英勇不屈。特务们首先审问邝惠安的妻子林二妹，问：“你家为什么藏那么多武器？”林二妹回答：“是一个亲戚放的。”

问：“你亲戚是干什么的？将武器放到你家中做什么？”

答：“我亲戚是苏北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乡闹土匪，是拿来守家的！”

问：“那么，捕房到你家，你为什么要持枪拒捕？”

答：“上海滩的情形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打门那么急，我还以为是强盗来绑票呢 ！”特务们一无所得。特务们对邝惠安与其他红队成员动用竹针、皮鞭、老虎凳、“保险伞”、辣椒水等酷刑。但邝惠安等人虽皮开肉绽，浑身是伤，就是不屈服。特务们让张阿四与陈俊明来对质与诱降，邝惠安怒目圆睁，大吼：“滚开！你俩给我滚开！”

孟华庭坦然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打狗队！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 ？”一个特务头子说：“你们只要讲出你们的中央机关，讲出给你们报信的那位情报员，我们就保证给你们光明前途，全家团圆。”

邝惠安等回答：“你们的前途都不光明，还有什么给别人的。”

最后，所有被捕的红队成员及其家属都被送交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由英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面，于1934年10月29日正式开庭审判，11月15日、11月29日又开庭续审两次，还将以前已被捕关押的红队成员袁友芳、董纪金、欧之光三人提来法庭对质。

邝惠安、孟华亭等红队成员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面对广大听众说：“我们暗杀熊国华，绝不是私人谋害复仇，而是因为熊国华是个万恶的叛徒，前几年，他在东北就出卖了抗日反满的中国同胞，到上海后，又陷害革命同志……”。

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最后于 1934年12月6日正式宣判：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处死刑，林二妹处三年徒刑，其余人员释放。

但不久，南京 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邝惠安等人的要求。在英租界当局同意后，邝等五人被从上海押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总头目徐恩曾亲自对邝惠安等人进行诱降。但徐恩曾等的努力都归徒劳。

在一次诱降谈话时，邝惠安趁看守不备，夺枪就打，可惜枪内无子弹。

邝对那位与他谈话的当局代表说：“算你好彩！”这是广东话，意即“算你好运气！”

此后，邝惠安等人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邝惠安得知，其妻林二妹在女监房生下一子，他很想在自己就义前去看看他们，但怕连累他们，终于没有提出来。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绞杀。这是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第一次使用绞刑。一位被狱方请来为他们做祷告的牧师事后说：“基督在受难之前就昏迷了，别人替他戴荆棘冠他也不知道。今天我看到这四人与我们告别，却都是清清楚楚的，好像明天还要见面一样。他们相信的一定是比基督教义更有力的真理。”

在四烈士走向绞刑架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

长夜漫漫，黑夜沉沉。

就在他们牺牲前不久，在红军的万里长征路上，终于升起了遵义会议的冉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