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罗广斌被捕，特务怕得罪他哥哥，便打招呼：你弟弟是共产党

1948年秋天，山城重庆，雾气和杀气搅和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

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头头，外号“西南屠夫”的徐远举，在自己公馆里摆了一桌饭。

这可不是一般的请客吃饭，来的人分量极重——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陆军中将罗广文。

这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也算是老相识。

酒桌上，山珍海味摆得满满当当，气氛却有点不对劲。

酒喝得差不多了，徐远举用手巾慢条斯理地抹了抹油嘴，像是聊家常一样，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广文兄，你那个弟弟罗广斌，是共产党。

这事，你应该晓得吧？

他人，现在就在我手上。”

一句话，比窗外的秋风还冷。

罗广文正端着酒杯，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绷得像块石头。

整个四川地面上，谁不知道被徐远举请去“喝茶”是什么下场？

那基本就是领了去阎王殿的号。

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那个还在念书的亲弟弟，怎么就成了“共党”？

徐远举斜着眼，像只盯着猎物的狼，就等着看罗广文的反应。

是马上撇清关系，大义灭亲，还是开口求个情？

这饭桌上的一句话，一个表情，就能决定罗广斌的生死，也直接考验着这位手握十几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屁股到底坐在哪一边。

过了好一阵，罗广文才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杯底和桌面撞出“当”的一声闷响。

他嗓子发干，声音压得很低：“既然查实是共党，那就照你们的规矩办。”

徐远举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正是他想要的台阶。

可他脸上的笑还没完全堆起来，罗广文又跟了一句，那口气不像商量，更像是下命令：“但是，人，你不能动。

我爹妈就这一个念想了，他们年纪大了，经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后半句话，像一道金牌令箭，直接钉在了徐远举的脑门上。

他知道，罗广文不光是个兵团司令，他带的兵是中央军嫡系，是蒋介石亲自点将的心腹。

杀一个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罗广斌，跟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但要是因此得罪了罗广文，让这位带兵打仗的中将在前线撂挑子，那后果谁也担不起。

最后，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不杀，也不放。

罗广斌被从成都的监狱，转送到了重庆的渣滓洞。

这事就算暂时了结。

一个是在国军里平步青云的中将，一个是成了共产党阶下囚的弟弟。

这亲兄弟俩，都是四川忠县罗家大院里长大的，怎么就走上了两条完全拧着方向的路？

一、一个屋檐下，两条人生路

罗家在四川忠县，那可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父亲是前清的秀才，在地方上德高望重；母亲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当过中学校长，是新派女性。

家里有田有产，不愁吃穿。

1924年，小儿子罗广斌出生的时候，大儿子罗广文已经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了，天天琢磨的不是继承家业，而是怎么出去闯一番事业。

那年头，孙中山在广州办黄埔军校，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招生简章传到忠县这个小地方，罗广文听了几个从外地回来的学生在街头一演讲，热血上头，铁了心要去从军。

家里当然不同意。

老爷子拍着桌子骂他“不肖子孙，好好的书不读，要去当兵匪”。

可罗广文的犟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觉得，乱世之中，读书救不了国，只有手里有枪杆子，才能建功立业。

走的那天，他看了看还在襁褓里，啥也不懂的弟弟罗广斌，心里大概也是百感交集。

他跟家里人撂下一句话：“等我将来混出个人样，也让广斌穿上军装，当个威风的军官！”

谁能想到，这句当年的豪言壮语，后来竟成了兄弟俩分道扬镳的谶语。

罗广文的人生，就像他规划好的一样。

进了黄埔，接受了最正统的军事教育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思想灌输。

他脑子灵光，打仗勇敢，从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干上去，抗日战场上也是九死一生过来的，军功章挂满了胸前，最后坐上了兵团司令的高位，成了国民党军队里一颗耀眼的将星。

而他的弟弟罗广斌，走的路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抗战爆发后，罗广斌被家里送到成都读中学。

在建国中学，他碰上了一个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他的国文老师，马识途。

这位马老师，表面上是教书先生，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

马识途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

他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突然停下来，看着满屋子的学生问：“同学们，如今的‘天下之忧’是什么？

是日本人打我们，更是我们内部的腐败，是那些达官贵人脑满肠肥，老百姓却在街上饿死！”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十几岁的罗广斌心上。

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为什么当官的可以花天酒地，街上却有那么多衣不蔽体的穷人？

为什么哥哥他们浴血奋战打日本人，后方的官僚却在倒卖军火物资发国难财？

他成了马识途家的常客，一本本禁书，一次次彻夜长谈，在他心里点了一把火。

后来，他考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附中。

在“一二·一”惨案里，他亲眼看到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同学的鲜血染红了街头。

那一刻他彻底想明白了，哥哥罗广文的救国之路，是忠于一个领袖，维护一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政权。

而他要找的路，是为千千万万像街头饿死、被无辜打死的普通人，争一个活路，争一个公道。

从那一刻起，兄弟俩虽然还是一家人，但在精神上，已经站在了楚河汉界的两岸。

二、信仰对决：策反与牢狱之灾

时间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

这时候的罗广斌，已经是中共川康特委的成员，是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

组织上交给他一个可以说是最棘手的任务：利用兄弟关系，去策反他的亲哥哥，手握重兵的罗广文。

“你的兄长是第15兵团司令，扼守川东门户。

如果他能站到人民这边来，对解放大西南，意义非凡。”

上级领导拍着他的肩膀，把沉甸甸的希望交给了他。

罗广斌心里七上八下，还是回了家。

正好赶上罗广文从前线回来休假，兄弟俩好久没见。

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罗广斌几次想把话题往时局上引，都被罗广文轻描淡写地岔开了。

罗广文只是告诫他：“你安安心心读你的书，外面的事少掺和。

现在世道乱，保住自己，比什么都强。”

罗广斌看着哥哥肩膀上那颗闪闪发亮的中将将星，和他那张被军旅生涯磨砺得没有多余表情的脸，心里凉了半截。

他知道，没戏了。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已经把“忠于领袖”这四个字刻进了哥哥的骨头里。

在他看来，弟弟的行为就是“胡闹”，是“误入歧途”。

策反失败了。

但罗广斌没想到，更大的灾祸来得这么快。

1948年9月10号，因为叛徒出卖，《挺进报》被破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罗广斌的身份也暴露了。

那天，他刚从外面取回一份关于川东武装起义计划的密信，特务就破门而入。

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他的脑门上，那份要命的密信也被当场搜走。

他被押上囚车的时候，听到母亲在身后撕心裂肺地哭喊：“广文！

你快回来救救你弟弟啊！”

在成都的看守所里，罗广斌遭受的不是皮肉之苦，而是更折磨人的精神摧残。

特务们知道他的身份，不打他，不骂他，反而给他“优待”：单人牢房，伙食里有白米饭。

这在当时的监狱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这招太毒了。

同志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怀疑和鄙夷。

有人在放风时冷冷地问他：“你哥是司令，你是不是跟特务做什么交易了？”

罗广斌有口难辩，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这正是徐远举的攻心计，想从内部瓦解他的意志。

接着，亲情牌也打出来了。

年迈的父亲被特务“请”到监狱，老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斌娃，你就写个悔过书，认个错。

你哥那边已经打点好了，写了就能放你出去！”

罗广斌扭过头，不敢看父亲的眼睛，咬着牙说：“爹，您回去吧，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

软的硬的都不吃，徐远举的耐心也耗尽了。

这才有了开头那场饭局。

饭局之后，罗广斌被转押到重庆渣滓洞。

在这里，他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人间地狱。

老虎凳、辣椒水、手指头里钉竹签…

各种酷刑轮番上阵。

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但只要一醒过来，嘴里骂的还是那几句：“国民党法西斯长不了！

共产党万岁！”

当他满身是血，被拖回牢房的时候，那些曾经怀疑他的难友们，都沉默地围了上来，用破布默默地帮他擦掉血迹。

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误会都烟消云散。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罗广斌用钢铁一样的意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三、从幸存者到执笔者

1949年，解放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气氛也越来越诡异。

特务们像没头的苍蝇，惶惶不可终日。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知怎么传进了黑牢里。

黑暗中，牢房里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欢呼。

罗广斌和难友们，悄悄撕下一面红色的被面，用米汤和草纸粘上五颗黄色的五角星，做了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藏在了地板下。

他们以为，黎明就要来了。

但他们没想到，黎明前的那一刻，才是最黑暗、最血腥的。

11月27日，疯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机枪的咆哮声、临死前的口号声、特务的叫骂声，响彻了整个歌乐山。

罗广斌被关在白公馆，他能清楚地听到隔壁牢房的同志们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倒在血泊中。

轮到他们牢房时，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端着枪的手一直在抖。

罗广斌看准了机会，对他大喊：“杨看守！

解放军马上就到重庆了！

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犯不着给这些马上要完蛋的家伙陪葬！

打开门，放我们出去，我们给你作证，你是立功！”

这番话，成了压垮杨钦典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求生的本能和对未来的恐惧下，他颤抖着打开了牢门。

罗广斌和十几名难友，冲出了这座人间地狱，消失在解放前夜的黑暗山林里。

重庆解放后，作为“11·27”大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罗广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与亲人团聚，而是带着满身的伤痕，跑去找组织，一五一十地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整理牺牲烈士的名单和事迹。

他觉得，自己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命大，而是背负着几百个死难兄弟的遗愿。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

这些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是怎样的英勇和无畏。

他把那些亲身经历的、撕心裂肺的记忆，和同样从狱中逃出的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一起，熔铸进了笔尖，最终写成了那部震动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朽名著——《红岩》。

他用文字，为那些牺牲在黎明前的英雄们，立了一座永不倒塌的纪念碑。

1949年12月，就在重庆解放后不久，他的哥哥罗广文，率领第15兵团在四川郫县通电起义。

多年以后，这对在历史岔路口做出不同选择的兄弟，在新中国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以委员的身份，再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