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爱国心，再富也难站稳，全运会汇聚三大家族，唯独李嘉诚缺席

在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火炬传递至香港街头的热烈时刻，镜头缓缓掠过一张张令人眼熟的面庞：新鸿基郭氏家族的年轻代表郭基辉、新世界郑氏家族的继承人郑志要、恒基兆业李氏家族的次子李家诚——这些名字共同勾勒出香港商界的重要图景。

李嘉诚或许正经历一段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在这幅齐聚一堂的盛况中，人们敏锐地发现唯独缺少了那个曾经最为耀眼的名字——李嘉诚及其家族成员的身影。

李嘉诚现在怎么了？又为何缺席这次活动？

这起缺席事件，远不是一场简单的公关危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香港，该如何看待那些曾经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其他三大家族的代表，与澳门何氏家族成员一同出现在火炬传递的队伍中，他们的“在场”本身就成了一种表态，一种强烈的信号。

这无形中把政治表态的门槛给抬高了。原本来或不来，或许只是个中性选择。但在这场几乎“全勤”的盛会里，李氏家族的缺席，就从一个普通选项，变成了刺眼的负面符号。大家族的站位被拿到了聚光灯下，评判的标准悄然变了。

回想过去，李嘉诚的名字几乎等同于香港的“狮子山下”拼搏精神。他从一个工厂工人奋斗成商界巨擘的故事，是无数香港人挂在嘴边的励志传奇，他本人也被尊为“商业教父”。

他所信奉的“个人奋斗”与“资本为王”，他那种决策前反复研究、决策后勇往直前的风格，曾深度定义了这座城市的成功学。

可时代变了，当下的聚光灯，更多地打在了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国家级战略上。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和政策红利，就是为了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他家族的出席，被普遍看作是跟上了国家发展的节拍，实现了“同频共振”。他们的行为，共同为新时代的精英画出了一幅肖像：商业成功很重要，但与国家发展步调一致，更为关键。

于是李氏的缺席就被放进了“家国情怀缺位”的框架里解读。这不是偶然的，背后是中国市场对资本有了新的要求。如今的中国，不缺钱，缺的是那些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与国家共同成长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投资者”。

人们甚至开始讨论，忽视地缘政治的海外投资风险，以及与国内发展脱节可能错失的巨大机遇。这个空座位，成了一个观察其家族立场的绝佳窗口。

这次缺席之所以动静这么大，还在于它象征着两种叙事的正面碰撞。一种是老香港的故事，核心是个人传奇。另一种，是新湾区的故事，主题是集体融合。

李嘉诚的商业帝国，就是“个人奋斗、赢家通吃”的典范。他的故事，是过去几十年香港精神叙事的主旋律。这个故事激励人心，但也强调了资本的逻辑和个体的成功。

然而这次全运会却在香港全力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超过三万名市民热情报名想当志愿者，各大商场被打造成体育主题的乐园，让市民亲身体验各种运动项目。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全民参与，共享荣光”的热潮里。当香港市民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时，那种集体荣誉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这个新故事的核心词是“团结”、“共融”和“归属感”。体育赛事在这里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了一剂黏合剂，用来弥合社会分歧，凝聚人心。

在这股强调“我们”的浪潮中，那个代表着“我”的旧叙事符号的缺席，就显得格外突兀。这并非主动的对抗，更像是在时代洪流转向时的一种“失语”。曾经李嘉夫子的奋斗史是励志教科书。如今，他的家族却成了一个讨论“时代是否已经翻篇”的活生生的案例。

这标志着，香港社会正在寻找能代表新精神的偶像。他们可能是赛场上为港争光的运动员，可能是融入国家发展的青年才俊，也可能是那些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这场风波，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香港，什么才算得上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贡献”？

讨论很快超越了“爱不爱国”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标签。有人重提李氏将资产向欧洲转移的旧事，作为批评的论据。但也有理性的声音指出，不能因为一次缺席就抹杀一切。

李嘉宿诚基金会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巨额慈善捐赠，直到今天还在实实在在地惠及香港社会。简单的贴标签，无助于看清问题的本质。

文章A的视角就提醒我们，不要对一个个体承载过多的期待，也别急着下结论。然而即便如此，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社会对顶层精英的期待变了。

过去大家族的贡献更多是幕后的“财务施予”，捐钱建楼、成立基金。这当然功不可没。但在今天，当这座城市需要通过一场盛会来提振士气、凝聚人心的时候，“在场”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贡献。它是一种姿态，一种担当，更是对普通市民集体情感的一种共鸣。

李氏家族代表的“捐赠者”模式，与全运会上成千上万“参与者”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赛场上拼尽全力的运动员，还是场馆内外挥洒汗水的志愿者，他们所代表的“参与感”，更能激发普遍的认同。

“贡献”的内涵正在悄然扩展。对香港而言，重要的不仅是谁“为香港花了钱”，更重要的是谁在关键时刻“与香港站在一起”。在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上，与普通市民一起成为盛会的主角，这种角色上的参与和价值上的引领，似乎正成为一种新的、更高的要求。

李氏家族的这次缺席，说到底只是个引子。它真正揭示的，是香港在权力格局、城市叙事和价值评判标准上，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的变迁。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

全运会的圣火，就算熄灭了，但它在香港社会点燃的，那种对于“团结”、“归属”和“共同体”的渴望，恐怕会长久地燃烧下去。

真正的进步，或许不是去争论谁来了、谁没来，而是当整个社会不再将目光聚焦于某一个商业符号的来去时，每一个普通的香港人，都能在这座城市的新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由“缺席”引发的大讨论，本身就是香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告别对“李嘉诚时代”的迷恋与依赖，迎接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全民时代”，这或许才是这场体育盛会留给香港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