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150欧元的都是垃圾,中国别卖来欧洲,我们不想要!”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国副总理兼财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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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克林拜尔的行程单却早已安排妥当——几天后的11月17日,他将率领一支堪称“德意志金融天团”的豪华代表团,启程飞往中国。
一边是毫不留情的“垃圾论”,把中国跨境电商的小包裹贬得一文不值;另一边是满怀期待的访华行,准备向中国推销德国“高端”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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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致的反差,与其说是“精神分裂”,不如说是在面对中国时那种既焦虑、又傲慢,既依赖、又排斥的复杂心态。
“垃圾”背后,是焦虑还是傲慢?
克林拜尔口中的“垃圾”,指的是以Temu和Shein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平台销往欧洲的、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免税小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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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包裹究竟有多“垃圾”?
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2024年,涌入欧盟的此类包裹数量高达42亿个,比前一年翻了一倍还多,其中超过九成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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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一下,就是平均每天有超过1100万个包裹从中国飞向欧洲的千家万户。
在欧洲经济下行、通胀高企的背景下,这些“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无疑是“香饽饽”。
他们用自己的钱包投票,选择了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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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政客眼中,这却是洪水猛兽。
为什么?
因为这动了欧洲传统产业的奶酪。
法国财长罗兰·莱斯库尔甚至推动欧盟将原定于2028年取消小包裹免税政策的计划,提前到2026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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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硬姿态的背后,首先是深不见底的经济焦虑。
德国,这个曾经的“欧洲经济火车头”,正徘徊在衰退的边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24年经济增长为零,国内投资吸引力在45个工业经济体中排名倒数。
俄乌冲突后,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224亿欧元,高昂的能源成本和产业外流风险,让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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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时,找一个外部的“敌人”来转移矛盾,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本能。
于是,汹涌而来的中国电商包裹,便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将中国商品定义为“垃圾”,更深层次地暴露了一种根植于部分欧洲精英心中的傲慢。
他们习惯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分工模式:欧洲输出品牌、技术和标准等“高端”产品,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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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金融、精密制造是“阳春白雪”,而日用消费品则是“下里巴人”。
克林拜尔的言论,无意中透露了这种过时的产业鄙视链:我们可以卖给你们昂贵的金融服务,但你们不能卖给我们便宜的T恤。
这种傲慢,让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制造的“便宜”,早已不是偷工减料的代名词,而是极致的供应链效率、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快速的技术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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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能在一周内上新数千款,从设计到发货仅需7天,而欧洲传统品牌则需要3到6个月。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成本优势,而是商业模式的降维打击。
将这种高效模式的产物蔑称为“垃圾”,除了能安抚国内被冲击的零售商,展现一种“政治正确”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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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卖“服务”,不想买“商品”
德国随行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德意志银行、安联保险、德国商业银行等金融巨头,目标非常明确:为德国的金融服务业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分享中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
这种“只卖服务,不买商品”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索取、一厢情愿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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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幻想能将全球贸易切割成两部分: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高举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大旗;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就筑起关税壁垒,扣上“不公平竞争”甚至“垃圾”的帽子。
这套玩法在过去或许行得通,但在2025年的今天,已经彻底过时。
他们没有看清,中国电商平台的成功,本身就是“商品”与“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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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飞往欧洲的包裹里,不仅装着一件衣服或一个手机壳,更承载着背后一整套复杂而高效的数字供应链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柔性制造服务和跨境物流服务。
中国卖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全新的、适应数字时代的新零售服务模式。
德国想把自己的金融“服务”卖到中国,却拒绝接纳中国的商品“服务”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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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认为,服务是有高下之分的,金融服务就比供应链服务更“高级”。
然而,市场是公平的。
德国经济的困境,根源在于其引以为傲的传统工业模式,在应对数字化浪潮和全球化新趋势时显得步履蹒跚,审批一个建筑项目需要17个月,是中国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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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性的迟缓,才是问题的核心。
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来阻挡时代的浪潮,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2008年,德国曾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设置重重障碍,结果呢?
中国光伏产业通过技术迭代,将发电成本降低了80%,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最终让欧洲的保护主义成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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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或许能短暂提高几欧元的价格,但无法逆转中国强大供应链所带来的根本性优势。
更有意思的是,德国在贸易上摆出强硬姿态的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小动作也从未停止。
无论是近期在台湾问题上频繁触碰红线,还是拉拢所谓“台独”分子出席听证会,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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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边打牌一边看底牌”的做法,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说到底,克林拜尔和他的同僚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一方面,他们无法忽视中国作为德国连续多年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超过九成的在华德企计划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产业的崛起感到深深的恐惧,急于保护国内日渐脆弱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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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最终外化为一句充满情绪的“垃圾论”和一次目标明确的访华行。
这趟飞往北京的航班,承载的不仅仅是德国金融界的精英,更是整个德国乃至欧洲的困惑与挣扎。
他们渴望从中国市场获取增长的动力,却又不愿意公平地接受中国在全球化牌桌上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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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因为谁的抱怨而停下脚步。
参考资料:
德国财长启程访华:应该与中国直接对话
2025-11-16 21:00·观察者网
德总理默茨说计划访华,但来之前,还不忘对中国泼脏水
2025-09-09 16:48·邵永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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