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律师：这家医院花了8万2，只为了让我的当事人消失｜我在医院当律师13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知道吗？现实中有些医闹事件的起因，有时会小到令人难以置信。

2016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出现一名持刀的患者，对60岁的口腔科医生痛下杀手。行凶的理由简单得令我脊背发凉——患者做过矫正手术的牙齿，变色了。

那位被害的医生，是什么时候给患者做的手术呢？

25年前。

我的作者律师康不医，专门在医院打官司，见过比上面更“无理取闹”的医闹。当初她起这个笔名，就来自于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学医救不了所有中国人，但学法，真的可以”。

她不仅为无辜受害的患者申诉，也会阻止恶性的医闹继续发生，她常常说自己的信念是：“放下偏执、追求正义。”她还说守住这8个字，自己的内心就能得到安宁。

直到最近一起案件的发生。

她发现自己的一位当事人，没事儿就去围追堵截医生，导致医生一见到白色羽绒服就心跳加速。她还因为复杂的原因，无法放弃代理这个案件。

而整起闹剧的源头，仅仅因为医生写下的——一个字。

医闹想让康不医“打服”医院；医院希望康不医“哄好”医闹。这两件事康不医都不想做。

她夹在中间，直到今天，内心都无法安宁。

“周红霞又来作妖了。”周一下午，没由来的，医院的法务给我发来微信。

我心里咯噔一下。

新信息紧追过来：“她刚打我们座机，质问赔款为什么还没到账。我们处长接了，没压住火。”

法务处处长是个乐呵呵的中年男人，眼角的笑纹比法令纹还深。能让他失去耐心，可见周红霞的攻势有多凌厉。

很快，周红霞的名字出现在我手机的屏幕上，一下一下跳动着。接通瞬间，声音像子弹一样射来，根本不给我开口的间隙：

“康律师！你别拦我！我这就去医院找他们当面对质！说好三个月赔钱，这都拖了半年了！他们就是欺负我们老百姓！”

我给医院法务发去提醒。仅仅半小时，法务发来一张现场照片说：“真来了。”

神经内科住院部门口，周红霞把一张A4纸举到胸前，上面是加黑加粗的宋体大字：“神经内科刘彤医生害人，把我父亲害死。”

她把手提包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随意扔在脚边，不管不顾地向每个人展示自己的控诉，直到警察赶到，将她带离现场。

医院已经向周红霞“投降”，她索要赔偿的目的即将达成。然而在这最后时刻，她却迟迟不交材料。医院的账对不上，想给她赔偿款都办不到。

我何尝不想快点结束这起医疗纠纷？

为了催她，我电话打了不下十个，嘴皮都快磨破。我甚至觉得，这也是她闹医院、闹我的手段。

我的心一点点下坠，沉进无力回天的冰冷里。

我很清楚，这不会是周红霞最后一次闹。而我，被卫健委点名来“妥善处理”此案的律师，却要硬着头皮帮她战胜医院。

是的，作为一个医疗纠纷律师，我不得不帮这个医闹维权。

今年3月，卫健委的张科长把周红霞“托付”给我。

他态度严肃地形容周红霞“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放在社会上，怕她做出更极端的事伤害医生。张科长希望我能安抚狂躁的周红霞，至少保证她不会随时随地去医院闹事，引导她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自从周红霞70多岁的父亲去世，她去了好几次医院大闹，跟踪、堵截刘彤医生。

她要求医院开除刘彤，没人理会。她转头去卫健委投诉，拉着没吃午饭的工作人员抱怨。

卫健委可以协助她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有查明死因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周红霞听不进去，不依不饶地纠缠了两个小时，所有调解程序都卡在了她暴躁的脾气上。

领导都这么说了，我拍着胸脯表示能帮的一定帮。

起初，我并不打算当周红霞的代理律师，只想给她讲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流程。然而我见到周红霞时，真的掩盖不住对她的讨厌。

她来律所刚坐下没多久，就把病历往桌上一撂，纸沓撞击木桌，发出一声闷响。

她身高不过一米五八，穿着普通的白色羽绒服和深蓝牛仔裤，马尾辫草草扎在脑后，装资料的双肩包上还沾着婴儿吐奶的污渍。

此刻她挺直腰板，带着一副老板的威仪，坐在律所的真皮沙发上。她的目光触及父亲的病历和死亡证明，那冰冷的眼神仿佛淬了毒。

她用不容置疑的腔调说：“五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我的脸上挂着不满，不能这么不讲理只会漫天要价吧。

周红霞喋喋不休地说着医生的不负责任，她坚信，父亲的死因有且只有一个——刘彤医生的医嘱导致父亲服药过量。

2023年，周红霞的父亲在我们市最好的神经内科治疗了十多天。出院时，刘彤交给周红霞一份详细的医嘱，写明了15种药的用法用量。然而回家吃药没多久，父亲开始腹泻。

周红霞说父亲“拉得都虚脱了”，而且大半个月不见好。这在周红霞心头，烧起了第一把火。

周红霞找过刘彤咨询，得到的建议是：去药店拿点药。她认为自己被敷衍对待，心中又添了一把对医生的火。

当她发现父亲的状态每况愈下，她再次找到刘彤，一条一条地和她对医嘱。结果发现“醋酸泼尼松片（5mg）”的服用方法写着：“每早餐后7片，每3片加1片至每早12片。”

其实，刘彤真正想写的是“每3天加1片”。“天”错写成了“片”字，这是个明显的笔误。

刘彤此前的工作十分认真，病史、体格检查无不记录详实。但这抵不过患者家属亲眼所见的“不负责的瞬间”。周红霞心中对刘彤医生的怨恨，彻底烧起来了。

周红霞的父亲在出院一年半后去世，临终前已经属于全身型的重度肌无力患者，更伴有脑梗死、糖尿病、胸腺肿瘤、肝囊肿等病情。

现在，周红霞把父亲临终前遭的这些罪，统统归咎于刘彤写错了医嘱上的一个字。

我试图向她解释，只有先做司法鉴定明确死因，才能倒推出医院的诊疗是否和死亡有关。这也是卫健委早就和她解释过的维权途径。

周红霞夺过病历，哗啦翻到出院医嘱，指着那个错字咬牙切齿地说：“这不是杀人是什么？”

她甚至把母亲的去世，视为刘彤的错误带来的连锁反应。“要不是我爸这样子，我妈怎么会累倒，怎么会走？”

我推开死亡证明对她说：“走正规程序，大概率医院无责。”

周红霞眼底仿佛烧着两簇鬼火：“刘彤亲手写的杀人处方！白纸黑字！”

饶是我见过不少情绪激动的患者家属，也还是感觉到了周红霞的离谱。其实我不想搭理她，更不想做她的代理律师。

我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耐心给她解释，完全是因为我对她大闹的那家三甲医院心怀愧疚。

我真的怀疑过，是不是这家医院的风水不好，尤其是神经内科，总出现莫名其妙的纠纷。

去年他们科碰上一个“认死理”的家属，非说护士喂饭呛死了丈夫。他们病历写得很认真，厚厚一大本我看了好几遍，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他们科的医生医术高明，我姥爷出现眩晕症，我第一反应就是去他们科看。

然而家属坚信医生全都在骗她，去闹了好几次。我代理案子时，怎么给解释都没用。

我实在劝不动，家属闹得又凶。为了息事宁人，我在司法鉴定时揪着一些小错，亲手把神经内科的责任比例从15%推到22%，让医院用二十九万赔款换来“息事宁人”。

医院自认“花钱买平安”，多赔的钱就当给家属消气了。但我心里清楚，事情不该这样。

我时常在想，自己是不是伤害了一个尽职的、认真的医生的感情，一点点小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大笔赔偿，这会不会被她视为职业的污点？会不会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她进职称，会不会让她在科里抬不起头来？

我不知道答案。只在当时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这种案子以后再也不接了。

所以我和周红霞在律所没聊多久，就互相呛了起来。

我承认医嘱上有错字确实会对周红霞产生误导，但是她父亲的死因是肌无力，最后一次入院是因为感染甲型H1N1，重症肺炎导致呼吸系统崩溃。“这些导致死亡的因素，哪点能和医院写错字，患者吃错药联系起来？”

会客室霎时死寂。面对我的质问，周红霞终于收敛了暴躁的情绪。

我一不收咨询费，二不想接这个案子，所以对周红霞的态度相当坦率：“医院不可能为你爸的死亡全盘负责。”

周红霞咧了咧嘴，露出不知是哭还是笑的表情：“那我就抱着孩子去堵刘彤，我就不能让刘彤在医院继续上班。”

“你这就是在医闹！你还抱着孩子，你觉得你能威胁得了谁？”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周红霞目光越过我，看向墙上的律师职业规范。她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说坐过牢的弟弟也会去堵刘彤。

“周大姐，我看你们家是疯了。”我气得把手中的笔啪地甩在桌上。

我想起几个月前因为患者迁怒而无辜丧命的李晟医生，他刚去世的那周，我的朋友圈全是做医生的同学发的“RIP”和悼念的蜡烛，一片悲戚。

我做好了被周红霞投诉的准备，恶狠狠地说：“你敢碰刘医生一根手指头，你信不信，全城人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你！”

一瞬间，周红霞挺得直直的腰板塌了。她俯下身子，额头顶着冰凉的桌面，嗓子眼里挤出呜咽，“除夕夜……我跪在爸妈牌位前……跪了一夜，跪到香烧尽了……”

陪在周红霞身旁的，是她的员工吴大姐。她轻轻拍了拍周红霞的背，对我解释：“老人离世对红霞打击太大了。”

吴大姐问我能不能接这个案子，我如实说不想接。

她因为一个错字找医生的麻烦，向医院索赔五十万，这不止可笑，也没有律师能做到。

周红霞是会计师事务所老板，或许她平日里是运筹帷幄的强人，但此刻，她的眼里只剩下执拗和悲痛。

她需要的是真相，还是复仇的借口？或许她自己也分不清。

看她那么难过，我最后说：“你这个案子，医院顶多能卡上个轻微责任，还是很轻很轻的那种。”

我不知道周红霞听清没有，她没有说话。

送走周红霞，我给医院的法务发微信了解情况。法务立马给我打来电话，语气甚至有点小兴奋地问我要接这个案子吗。

我立马否认。我不想再一次成为“按闹分配”的帮凶；而且我怎么看都觉得，那份写错了一个字的医嘱和周红霞父亲的死亡没啥关系。

法务很清楚，这次医院和医生很冤，“但是也得解决啊，她这么闹下去不是办法。”法务边说边发来一份表格，是核算过的赔偿金额。

看来医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按医院全责算，周红霞父亲的死亡赔偿金和医药费加起来是五十万多点，正好是周红霞索要的金额。

就算我不做人，帮周红霞要到这笔钱，可是她声称的开除刘彤医生，却无论如何都办不到。以她的偏执程度，恐怕达成和解后依然会去骚扰刘彤。

挂完电话我陷入了焦虑，如果没有律师接这个案子，就相当于直接把炸药包扔进医院。我和一个做医生的朋友吐槽这个事儿，他正好认识刘医生，“刘彤是个挺好的人，实在。”

一连好几天，我的朋友都看到周红霞准时在刘彤上班时出现。她左手搂着未足岁的婴儿，右手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指尖几乎戳到刘彤医生脸上。医院保安的手上，都被她用指甲抓出了血痕。

她就像头暴怒的母狮，大喊着：“我爸这条命就折在你手里！”

也不总是闹得天崩地裂。有时候，周红霞就抱着孩子不近不远地跟着刘彤，也不说话。我一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窒息，心里犯怵。

听朋友说完，我更难受了。

我重重靠进办公椅，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周红霞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和医生穿着白大褂被尾随的模糊背影，在我脑海里交替闪现。

我见过不少因为缺少医学知识，执拗地认为是医院“治死人”的家属。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愿意听我掰开揉碎地讲药理、讲程序、讲法律。最多三五个小时，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会慢慢熄灭，选择相信证据和理性。

也有些人，会用怀疑的眼神剜着我。我所有的解释，在他们听来都是“和医院穿一条裤子”的狡辩。我好心提供的专业分析，转头就成了他们口中“这个律师被收买了”的罪证。

天地良心！我图什么？图那点微薄的、甚至常常不收的咨询费？还是图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医院的走狗”？

真的，太冤枉了。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不管，任由周红霞像脱缰野马般闹下去，刘彤医生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毁了。

把医闹约束在调解室和法律程序里，哪怕过程再恶心，也总好过眼看它演变成无法收场的悲剧。

我猛地坐直身体，抓过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周红霞的号码。停顿了几秒，最终用力按了下去。

“周女士，”电话接通，我的声音带着刻意压平的冷静，“明天上午九点，带上所有病历到律所。我陪你一起，把赔偿流程走完。”

我知道，周红霞正悬在“医闹”和“罪犯”的悬崖边摇摇欲坠，我或许还有办法拉住她。总得有人站在患者这边，不是煽风点火，而是及时熄灭同归于尽的引信。

我跟周红霞说，她最多能拿到7万赔偿，她能接受这个，我才答应接案子。同时我决定，案子前期不收一分律师费，差旅费我也自掏腰包。

我要保持干净的立场，更要告诉周红霞，我不欠她的。

我曾经给一个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小姑娘打官司。一开始我也觉得她情绪太凶，不敢接案子。最后她拿到了医生的道歉，笑着跟我说要重新开始生活。

让人们得到公正，放下偏执，这是让我感受到职业意义的时刻。只是，周红霞最终能不能放下，我不知道。

她的执念早已超越了金钱，像一根深深扎进血肉的刺，不是一笔赔偿金就能拔出来的。

周红霞家姊妹五人，她排老四，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她负责挣钱，给姐姐姐夫发“工资”照顾父亲。第一次和她见面，她就给我看过转账记录，光她给二姐一个人的钱，每个月就有6000，比我们省的平均工资还高不少。

找律师的事儿，自然是周红霞做主。委托书上，五个名字和五个红指印紧紧地靠着，周红霞的名字在最中间，被姊妹兄弟的名字包围着。

风险告知书和委托合同上，我都在显眼的位置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写道：“承办律师在此告知，不建议也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医闹行为或可能涉嫌医闹的行为，包括不限于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向医院索要巨额赔偿、拉横幅、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信息等。”

“如委托人有上述行为，律所将立即解除合同。”

周红霞认可了我的方案。也许她闹够了，想结束这一切。

周红霞情绪崩溃时确实很难缠，但平时还是很有礼貌的。而且她能独自撑起了这一大家子，孝顺长辈、照顾姊妹。我把她骂了一顿，后来她还给我推荐客户。很难说她是一个完全的坏人。

医院和医调委知道我接下案子，都松了口气。法务苦笑：“她肯鉴定就行，鉴定费我们担。只要有鉴定结果，我们不会拖延赔付。”

医院让我选鉴定机构，他们全力配合，这等于把刀递到我手里。

毕竟无论我有多不认可周红霞的医闹行为，但为了让她找到真相，我肯定要挑对她最有利的鉴定机构。

我措辞良久才按下通话键：“王主任，周父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能给定个‘轻微责任’吧。”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康律师，您这是……”

医疗鉴定是科学，讲求实事求是；至于责任划分，则有一定的灵活性。“弹性规则不就是干这个用的吗。医院应该也认可轻微责任的，您可以提前问问医院情况。”

我知道，这样做会让刘彤医生背负责任，但医调委、卫健委、医院还有我，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毕竟自从我接了案子，周红霞终于答应走法律程序了，只要最终有个各方都认可的结果，就能达成“求稳”的目的。

周红霞最近也没去医院闹事，这让我松了口气。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

准备陈述意见书时，我怎么也搞不清，周红霞的父亲到底多吃了几片药。这个问题很重要，毕竟周红霞质疑的就是刘彤医生写错了用药医嘱。

电话里，周红霞的笑声爽朗，似乎心情不错。我问她：“老爷子这个药到底怎么吃的？”

“你说我怎么吃的，”周红霞突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这瞬间转换的情绪，吓了我一跳。

“我去问问刘彤，她写的让我怎么吃！”

“听证会绝对得让刘彤去，她不去我们把她撕了！”周红霞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

我尽量压住火，耐心地告诉她，医生肯定会去听证会；但我作为律师，要先了解清楚情况，才能跟鉴定机构准确地表达你周红霞的意见。

周红霞的语速越来越快，像一列失控的火车在铁轨上疯狂加速：“明天我要找刘彤去，明天是她的班，我问她这个药怎么吃，刘彤给我讲讲怎么吃！”

她不断重复着“每三片加一片”、“刘彤必须给我解释”，声音越来越尖利，吵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

我借口法院有事，挂断电话，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却像浓稠的沥青一样黏在耳膜上。手机屏幕残留着通话时长——12分28秒。

我意识到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周红霞家离医院只有10分钟车程，她完全可能现在就冲到刘彤面前。

我的任务是稳住周红霞，现在开车去医院也来不及。地下停车场又黑又阴冷，我怔愣了一会儿回过神。

我掏出手机给法务打电话，让他通知刘彤避一避。说话间，我出了一身冷汗，衬衫后背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

法务沉默了几秒，很有耐心地说：“嗯，产后抑郁嘛，理解。”

“我都不理解！”

我明明是正常地了解案情，哪知道周红霞突然就爆发了。我做医疗纠纷的初衷，是想把医患之间的矛盾解开，让患者和家属从牛角尖里出来。

那一瞬间我特别特别后悔接这个案子，如果周红霞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能自责一辈子。

我抓着办公室钥匙，金属尖深深硌进掌心。我几乎感觉不到痛，内心天人交战：我拒绝接案可以独善其身，那医生呢，她怎么从医疗纠纷的漩涡中脱身出去？

我接下这个案子，究竟是救火还是纵火？

我失落极了，法务却郑重地说了一句：“谢谢”。

谢我什么，谢我明知医生没犯什么大错，还硬要医院赔钱？谢我是“医闹”的帮凶？谢我助纣为虐？

法务觉得，能让周红霞走鉴定，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医院拿到鉴定报告，“哪怕赔点钱，我们工作也好做很多”。

他告诉我会提醒刘彤医生注意安全，随后劝我赶紧准备听证会。

我突然想起那个看过无数遍的漫画——暴雨过后的沙滩上，成千上万条小鱼被困在浅水坑里，一个小男孩弯腰捡起一条又一条，奋力扔回大海。路人不解地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孩子头也不抬，手里动作不停：“但对这条来说很重要。”

此刻的我，不正是那个固执的“捡鱼人”吗？我蹲在泥泞的岸边，试图把周红霞抛回理性的海域。

周红霞现在几乎没法沟通，我想起了吴大姐，周红霞很信任她。挂掉和医院的电话，我立即联系了吴大姐。

吴大姐也长长叹了一口气。她也不赞同周红霞去闹，但周红霞是她领导，什么事儿想干立马要干成，不管目标多不切实际。

去卫健委那天也是，没有预兆的，上午周红霞突然觉得要讨说法，让吴大姐带她去医院。吴大姐不知道怎么拦住她，只是漫无目的地开车载着周红霞，误打误撞开到了卫健委。

我拜托吴大姐帮我盯着点周红霞，等她情绪稳定一点，我去她们公司当面沟通。

老爷子到底多吃了多少药——这是给医院定责的关键。即使我不愿意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弄清楚事情的前后经过。

我的疑问实在太多。到底老爷子是怎么吃的药？老爷子的症状是什么？还有，周红霞到底想干什么？

5月，听证会的通知已经下了，我必须当面找周红霞问清楚。但是我又怕她像上次一样情绪失控，提前三天就约了周红霞，还有吴大姐作陪。

我是真打怵见周红霞，根本不知道哪句话会点燃她的怒火，一大早就开车赶到了她的会计师事务所门口。

周红霞的会计师事务所看起来有年头了——柜子里挤满了案卷，账本堆叠如小山。五六个人紧紧盯着电脑屏幕，敲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

会客室里摆着一盘草莓和一盘小柿子，刚洗过的，晶莹剔透。周红霞特地泡好了红茶，让我一定尝尝，是她南方的朋友寄给她的。我观察着周红霞的神情，试图找一些轻松的话题，避免刺激到她。

整个谈话过程挺割裂的。

她可以前半句用冷静克制的语调，向我复述父亲出院后“腹泻”的临床症状，精确到日期和次数。

后半句却能无缝衔接地转头，隔着玻璃门对外面的员工发出清晰的指令：“小张，把上周的银行流水打出来，勾稽不平的地方标红给我。”

“吴大姐，麻烦你帮忙看看这个，”在周红霞找父亲的药瓶的空隙，我将文件推到吴大姐面前，声音压得很低，“周红霞最早跟我们说的服药情况……你看这个服用量，对不上啊。”

那时她父亲刚出院14天，发现老人状态不好，周红霞还想去刘彤医生所在的医院。因为床位实在紧张，所以改去另一家医院治疗。

而矛盾点在于：周红霞最初哭诉“按错方吃了足足一个月”，腹泻不止。而下一家医院的入院记录却显示老爷子实际只服药14天，入院期间不光没有腹泻，还用上了开塞露。

吴大姐仔细核对，眉头越皱越紧。

当周红霞回到座位，吴大姐小心翼翼地开口：“红霞，康律师发现个问题，关于大叔吃那个激素药的时间，你说的是一个月，可医院记录……好像没那么久？”

周红霞一愣，随即暴怒：“他们篡改记录！想抵赖！”

都不是一家医院，怎么可能篡改记录？

周红霞对父亲腹泻的情况历历在目，说到服药量时却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反复强调：“我们在家的时候都是按照错的吃的！”

根据周红霞的叙述，我按照14天的两种服药情况制作了一个excel表，最终核算出来多吃了40.33片。

周红霞回复没问题。

如果老爷子真的因为医嘱上的一个错字而多吃了40多片药，医院也确实很难说全无责任。

“醋酸泼尼松片（5mg）”，3.5cm高的白塑料药瓶能装100片，每片和羽毛一样轻，它可以抑制炎症，也可以扰乱代谢；它可以救命，也可能在特定的错误下，变成风暴的物证。

但我总感觉有哪些地方不对劲。

除了周红霞的说辞，我没有别的证据。但是，周红霞说的是真的吗？

关键的医疗损害鉴定听证会如期举行，我始终没太确定周红霞的父亲到底多吃了几片药。

鉴定机构的大厅里，由法务介绍，我才知道拘谨地坐在一旁、穿着宽大的紫色T恤的就是刘彤医生。她带着黑框眼镜，挡住了深陷的眼窝，胖乎乎的，面相和善。

刘彤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有一种惊弓之鸟般的惶然。她问我：“周红霞呢？”

听到家属都不来，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双手紧紧交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我做贼心虚似的，先解释起来：“等会儿不管我说啥，刘医生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五一假期，我哪都没去。对着最新版的《药理学》，在知网上好一顿查“醋酸泼尼松”的作用机制，始终没找到导致腹泻的依据。

所以我写的患者陈述意见书，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扯。

刘彤疑惑地“啊”了一声，法务解释起来：“康律师意思是，你听听就行，不是真的指责你。”

我在旁边使劲点头。

我以前和医院开听证会，都是明确发现了医院的问题，贼有底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心虚过。但我依然强撑着发起指控：“医院多环节医疗质量管控缺失，医方未履行随访责任，医嘱审核存在漏洞……”

鉴定机构的专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一位资历最老的专家打破沉默。他扶了扶眼镜，目光投向我：“患方有没有查到‘醋酸泼尼松’导致腹泻的依据？”

我感到脸颊有些发烫，只能如实回答：“确实，没有找到权威文献支持这一点。”

这个答案，在我与周红霞沟通时，也同样告知过她。她带着一种对网络信息的全然信赖，与对专业检索的不屑一顾，脱口而出，：“你上网查查！你问问AI！上面都说了，这个药就是能导致腹泻！”

在她看来，来自网民的“集体智慧”和人工智能的算法，构筑了她内心坚不可摧的“真理”。其效力远胜于图书馆里那些积灰的、由顶尖学者编纂的医学典籍。

然而，医学和法律一样，需要严谨的证据链。法庭与鉴定机构认的是白纸黑字的病历记录、是专家评议的科研结论。主观的感受，无法化作客观的证据。

会议桌尽头，另一位一直沉默的专家轻轻敲了敲桌面，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了新的方向：

“腹泻的因果关系不成立。不过……”他话锋一转，将病历翻到用药记录那一页，“我们发现神经内科在初始用药剂量的把控上，似乎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随即就给了医院一些建议。

这其实不是啥大问题，关于用药方案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医院会有临床药学科室，专门指导医生用药。

但我注意到，刘彤医生在认真地把建议一一记下。

医疗纠纷调解做久了，我常会撞见一种令人哑然的现实荒诞剧。剧本雷同，只是角色互换，而医生永远是舞台中央那个被聚光灯炙烤的人。

当天鉴定机构就告诉了我结果——医院有轻微责任。

我并不意外，但我不知道周红霞真的能如之前答应的那般，接受这个结果吗？

巧的是，那天我和刘彤医生定了同一家酒店。我刚好碰上刘彤医生要出去，我俩在大厅里聊了起来。

“刘医生，首先，我必须向您道歉。”我越说越没有底气，“去年，你们科室那个赔了二十九万的案子……也是我代理的患方。”

刘彤睁大眼睛，眼中满是震惊。

“因为那家人难缠，闹起来不计后果。医院想快点息事宁人，我利用了这点。用钱，快速地、狠狠地砸下去，把可能爆发的更极端的医闹，扼杀在摇篮里。我知道这不光彩，甚至不公，但有时候‘快速买平安’是代价最小的选择。”

我直视刘彤的眼睛，仿佛透过她看向了上个案子的责任医生：“对不起。”

“周红霞这个案子，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本来不想接这个案子，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们科的，实在看不下去她老去医院影响你们工作。”

刘彤问：“之前提醒医院，周红霞要来找我（闹）的律师，就是你？”

我点点头。

刘彤释然地笑了。她说第二天周红霞没来，其实她已经很久没来了。

“周红霞……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刘彤眼中流露出悲哀，“她父亲第一次住院时，她压力大，常来找我说话，抱怨工作，抱怨和老公关系不好，抱怨家里弟妹像无底洞……我安慰她，听她哭。我们是朋友啊……”

周红霞身后拖着如影随形的姊妹。父母在时尚能成为她与姊妹间的缓冲，父母一走，周红霞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全家唯一的“提款机”。

刘彤医生写错一个字的那个上午，加床挤满了医院走廊，呼叫铃此起彼伏，像尖锐的警报。新收的重病人情况不稳，家属焦灼的询问声、护士急促的脚步声、病号痛苦的咳嗽声……所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噪音背景墙。

刘彤刚处理完一个危重患者的抢救，额头上还带着汗，疲惫感像铅块一样沉在四肢百骸。她快步走到周红霞父亲的床边，他病情稳定，今日出院。

刘彤需要快速写好出院带药的医嘱。

她的大脑里清晰地印着“醋酸泼尼松”的用药方案：起始剂量小，之后每三天增加一片，直至达到治疗剂量，再缓慢递减。这是标准方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

刘彤在出院记录上“出院带药及医嘱”一栏刚要敲上用法用量。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护士焦急地喊她：“刘医生！3床血氧掉了！”

她心头猛地一紧，思维被打断，手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流畅却错误地敲下了“每三片加一片”。

当时，这个微小的错误，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当错误被刘彤和周红霞一起发现时，刘彤第一时间承认了失误并道歉。

最初的周红霞虽然也有点情绪，但在刘彤诚恳的态度和医院的积极处理下，似乎有所缓和。刘彤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但是当周红霞的父亲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离世，周红霞的世界垮了。她将刘彤的笔误无限放大，将那一个错字，视为唯一的、不可饶恕的谋杀证据。

从此，刘彤陷入了无休止的噩梦。

“我们科因为这个事儿都有阴影了。”刘彤低声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从那以后，她每次写出院医嘱，都会反复检查三遍。

我沉默良久，终于问出压在心底的问题：“如果……我是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还会那么耐心吗？”

刘彤苦笑，没有直接回答。她望向窗外，夜色中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像极了人心。

“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我为什么当医生。”她顿了顿，“不是因为患者永远是对的，而是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本来就是脆弱的。只是我没想到，医生的脆弱，从来没人看见。”

我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看着刘彤眼中挥之不去的疲惫，忽然明白：这场纠纷早已超越了“对错”本身。它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周红霞失去了父亲，刘彤失去了职业安全感。

我一直在努力“平衡”的，不是责任比例，不是赔偿金额，而是两种同样真实，却无法相通的痛苦。

鉴定报告在听证会后三个月才下来，我为“提灯定损”式的追责而愧疚，也希望周红霞不要继续闹了。

“轻微责任”在5%到15%间浮动，周红霞能得到3万到8万多的赔偿。我将鉴定结果电话告知她，被她当即拒绝。

“几万块钱，这算是什么结果？”她的语气里充满了被羞辱的愤怒，“这连我父亲的医药费都承担不了，这是一条人命！”

我向她转述了鉴定机构的专业分析和认定依据，但这套理性的说辞，在她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她坚持自己认定的“事实”，并表明，如果医院不能给出她想要的“解决”方案，她就继续向卫健委投诉。

我累极了，给卫健委去了个电话——卫健委也没有好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建议她去法院起诉。

周红霞根本不去起诉，她又宣扬要去闹，我进退两难。

周红霞发给我一段长达10分14秒的录音，言之凿凿地说，找到了刘彤“百般推诿”的“铁证”。

背景音嘈杂，能感受到刘彤正忙于工作。周红霞语调平稳，甚至带着小心：“这儿写‘每三片加一片’？”

“哎，写错了，是每三天。”刘彤当即纠正。

周红霞未露半分不满，平静地继续询问下一种药的用法，期间还自然地称刘彤为“亲爱的”。她坦言医嘱复杂，“都有点晕了”。

整段录音里，我只听到了细致的解答，并无丝毫争执。

这也和刘彤跟我说的一致：出院没多久，周红霞找过来，就发现问题改了笔误。

这段录音的文件名是“20230317_100348”，正好是周老爷子出院后的第二天。那么，后续的“吃错药”，责任究竟在谁？

我感觉被骗了，脑海中闪过自己每次询问服药细节时，周红霞的恼羞成怒。我陷入深深的悔恨和愧疚，感觉自己亲手炮制了一起“冤案”，我竟然成了她向医院予取予求的“共犯”。

我必须立刻解除委托。

第二天，我就跑去和周红霞对峙。她却面不改色，坦然声称文件是后来导出的，真实时间绝非出院后的第二天。

我无法理解她究竟图什么。一个自诩高学历、事业有成的人，为何会如此操弄着最不体面的“医闹”手段？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里面没有丝毫闪烁，只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坦然。

每个人都有权追寻真相、维护自身权益。但周红霞的行为，早已越过了“维权”的边界，滑向了“过度维权”的深渊。她对客观事实的全然漠视，沉溺于自我构建的“受害者”叙事中无法自拔。

我感到深深的寒意，正是这样的人，在不断透支社会的信任，加剧着医患间的对立，让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医生如履薄冰。

我立即告诉了法务，他说医院早觉得周红霞父亲根本没吃那么多药，但是鉴定报告既然下来了，医院还是打算按照轻微过错赔偿。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医院不想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周红霞身上，只要她不闹，医院就烧高香了。

我其实特别希望医院告诉我，鉴定结论是错的，医院不该担责，一分钱不赔。这样我可以顺理成章地冷处理掉这个案子，不用背负任何良心上的债务。

那一刻，我甚至有些埋怨医院的软弱。

周红霞的“战役”并未因鉴定结果而终止。新一轮的风暴开始酝酿：她声称已备好横幅，这就去医院“讨个说法”。

我内心一片麻木，甚至闪过一丝念头：这钱，医院不如别赔了。

我照例拨通医院法务的电话示警。对方在电话那头苦笑：“康律师，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想报警。”

我沉默片刻，回了一句：“该报就报吧。”

挂断电话，无力感漫上心头。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被某种“惯性思维”禁锢了——我曾处理过太多执着的家属的医疗纠纷，并自信能凭借经验与共情，能将她们从偏执的悬崖边拉回。

但我高估了自己，我以为一次次耐心的解释、一次次理性的分析，总能感化执着的周红霞。但对周红霞来说，不服从自己预设剧本的人，都是敌人。

她闹了一场，电话打到了卫健委，说自己不认可医院“轻微责任”。医院很可能不会同意调解了，那周红霞只能去起诉。

我也打算解除委托，避免一错再错。

我没等到医院强硬的回复，而是更加“丧权辱国”的决定。

医院不仅要签调解协议，还要去法院，对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就是说，从法律层面再次确认自己准备赔钱给周红霞。

“医院同意给八万二，”我机械地向周红霞转述：“条件是必须签调解协议，并且去法院做司法确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随即爆发出尖锐的冷笑：“八万二？康律师，我爸的命就值八万二？刘彤那个杀人凶手，到现在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她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又是即将失控的震颤。

这一次，我没再试图用道理安抚，而是用一种近乎冰冷的态度，把现实砸在她面前：

“周红霞，你听清楚。这不是菜市场讨价还价。‘轻微责任’的鉴定结论白纸黑字，这是法律上你能争取到的上限。你去闹，除了让警察再次把你带走，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医院现在愿意给钱，不是因为他们怕你，是因为他们想用八万二，买个清净，也买个你永远不能再就此事纠缠他们的法律保证！”

我一口气说完，电话那头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我也不管她还想说什么，丢下一句“你自己想想吧”就挂了电话。

半个月后，周红霞“妥协”了，我也妥协了。

我不知道她改变的原因，我只知道自己妥协于“息事宁人”的现实逻辑，妥协于内心深处那点“阻止更坏情况发生”的微弱信念。

签字前，我与医院法务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我坚持在协议中加入明确的违约条款：

若周红霞或其家属今后再以此事为由骚扰医院、尤其是刘彤医生，则需双倍返还这笔八万二千元的赔偿款。

这么做或许是徒劳的，但我将这句话视为最后一道防火墙。

法务在电话那头苦笑着感叹：“她真再来闹，我们难道还能真去起诉她吗？”满是深知规则无力、只能祈求对方“守约”的疲惫。

写打款账号的时候，我问周红霞款打到谁手里，周红霞说都给弟弟，全家都商量好了。

那些被撕碎的尊严，那场持续数月的激烈战争……最终的战利品，却如此顺畅地、理所当然地流向了另一个人的账户。周红霞拼尽一切，原来竟不是为了自己？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淹没了我。

签完协议，看着医院法务仔细地将文件收进公文包，我终究没忍住，问出了盘旋在心头许久的问题：“说实话，我挺想问的，你们医院……就不能再硬气点吗？”

一贯温和的法务闻言，转过头，脸上没有丝毫不悦。他轻声说：“我们也怕挨砖头啊。”

“我们就觉得周红霞是产后抑郁，一阵一阵的。”法务挠了挠头。

其实我也有同感，周红霞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激烈时能掀翻房顶，偏执得油盐不进，那种燃烧一切的神经质，确实超出了寻常悲伤的范畴。

然而，如果真是疾病作祟，那么这场耗尽所有人精力的战争，这场对一位好医生造成巨大伤害的风波，怎么才能避免？

就在这种沉郁的思绪中，我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周红霞发来的信息。不是在质问协议细节，也不是在发泄不满，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康律师，今天天挺冷的，辛苦你了。”

我看着这行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久久没有回复。

电话那头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医闹”，也是一个会感到寒冷、会在某个瞬间流露出疲惫与一丝歉意的普通人。

我最终关掉了屏幕，没有回复。

秋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枯叶腐朽的气息。我拢了拢外套，落叶无声地覆盖着道路，看似将一切纷扰掩埋。可我们都知道，当秋风吹起，那些被掩盖的问题终将再次显露。

有些问题，再厚的落叶也覆盖不住。

医院太复杂了，是个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地方。

就比如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就很难说出谁一定是个纯粹的坏人。周红霞的行为固然不对，甚至应该说，她对刘彤医生造成了伤害。她同时却也是一个困在悲剧里的普通人，很可能还是心理疾病患者。

而医院看起来弱势，但长久的弱势，也让他们依赖妥协来解决问题，忽略了医生的真实感受。

可怜中有可恨，可恨里有可怜，这类复杂的事件，很难用简单的对错去盖棺定论。

甚至讨论对错的意义都不大。

因为我们以前讨论对错，是想建立社会共识，大家知道对错了，以后避免坏的，向往好的。而现在社会共识已经成“碎片化”了——短视频在囚禁人的视野，让人只信自己信的，对话变成对抗，三观变成主观。

这时人就容易魔怔，就像周红霞一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也是整个故事里，最让我毛骨悚然的地方，明明录音就在眼前，她却死也不承认医生修改过错误的医嘱。

她到底是因为执念，在大脑里对自己撒了谎？还是明知真相，却因为现实问题，不敢承认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

插画：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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