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五常是怎么评选的？二战时法国投降德国，结果还位列五常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面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五常”。这五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手里攥着一项天大的权力，否决权。

任何重大决议，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不同意，这事儿就办不成。可以说，这“五常”就是地球村里最有话语权的五个“村代表”。

但是，这五个国家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美国、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英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这好理解。中国虽然当年国力稍弱，但作为东方主战场，抗击法西斯时间最长、牺牲最大，入选也理所应当。

可唯独这个法国，总让人有点想不通。

法国在二战初期不是很快就向德国投降了吗？一个投降了的国家，怎么还能坐上战后世界秩序的头把交椅，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呢？

“五常”的诞生

要想搞明白法国的问题，咱们得先把时间往前倒，看看“五常”这个概念最初是怎么来的。

二战快结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已经被证明是个彻底的失败品，根本拦不住战争的爆发。

所以，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首的同盟国三巨头，就开始琢磨着战后得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新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

这个新组织就是联合国。

但和空有理想的“国联”不同，罗斯福等人这次非常现实。他们心里清楚，战后的世界，和平不能只靠一纸空文，必须得有强大的力量来维护。

谁有这个力量呢？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这些打赢了战争的主要国家。

罗斯福当时提出了一个叫“四警察”的构想，意思就是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四个大国来共同维持世界秩序。

“世界和平，我们几个说了算”。为了确保这种主导权，他们还设计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制，那就是否决权。

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了这个原则。

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不能保证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大国一致”原则，也就是否决权，那他们压根就不会加入这个新的联合国。

中国为何能入常？

美、英、苏这三家是发起人，他们的地位无可撼动。但第四个席位给了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国，这在当时其实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毕竟，从工业实力和军事装备来看，当时的中国和前面那三位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中国凭什么能成为“四大警察”之一呢？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必须把中国拉进核心圈。他的算盘打得非常精。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在亚洲战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中国独自拖住了上百万的日本侵略军主力，为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减轻了巨大的压力。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浴血奋战，二战的历史进程很可能会被改写。

同样，罗斯福预见到战后亚洲将出现巨大的力量真空，他需要一个可靠的、体量足够大的盟友来共同稳定亚洲局势。

在他眼中，一个强大的、亲美的中国，完全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尽管当时像丘吉尔这样的欧洲老牌政治家，对中国的“大国地位”还抱有疑虑，觉得有点“名不副实”，但在罗斯福的强力坚持下，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最终被确定下来。

法国入常之谜

美、英、苏、中这“四警察”的逻辑我们都理顺了，那法国是怎么挤进来的，把“四警察”变成了“五常”呢？这就要讲到一个人的故事了，他就是夏尔·戴高乐。

1940年，纳粹德国的铁蹄在短短六个星期内就踏平了法国，号称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投降，这成了法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

按理说，一个投降了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在战后分享胜利果实的。但是，就在法国政府选择投降的时候，时任国防部次长的戴高乐将军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选择。

他乘坐飞机逃到英国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所有不愿屈服的法国人继续战斗。

以此为起点，戴高乐组建了“自由法国”运动，在海外殖民地建立武装，在法国国内发展抵抗组织，硬是在法国本土沦陷的情况下，为法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保留了一面旗帜。

当然，戴高乐心里很清楚，法国要想重返大国行列，必须得到“三巨头”的点头。

这其中英国首相丘吉尔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丘吉尔认为，战后的欧洲大陆，不能只有一个强大的苏联。如果德国被彻底打垮，法国再也爬不起来，那整个西欧谁来制衡苏联的扩张？靠英国自己吗？显然不行。

所以，必须重新扶植起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略屏障和盟友。正是出于这种对欧洲均势的考虑，丘吉尔成了法国入常最坚定的“英国说客”。

然而，另外两位巨头，美国的罗斯福和苏联的斯大林，一开始对这事儿可不感冒。

罗斯福个人很不喜欢桀骜不驯的戴高乐，一度还想扶植别人来取代他。美国甚至还考虑过让巴西来当第五个常任理事国。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戴高乐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顶级手腕。他一边积极领导“自由法国”武装参加盟军的军事行动，用战场上的贡献来增加自己的筹码；另一边，他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

1944年底，戴高乐亲自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

最终，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法国的命运迎来了决定性时刻。

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再次力主法国必须成为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对德占领区。此时，罗斯福也逐渐认识到英国观点的合理性，为了战后欧洲的稳定，一个有一定实力的法国是必要的。

而斯大林，在看到英美态度趋于一致，并且可能在其他问题上（例如波兰问题）得到了某些交换和满足后，最终也松了口，不再反对。

就这样，在法国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三巨头替它决定了“五常”的身份。

旧金山会议与《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起草和通过《联合国宪章》。

在这次会议上，“五常”的名单和他们所拥有的否决权，基本上是作为一套打包方案，被摆在了所有中小国家面前。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美、苏等大国的立场异常强硬：要么接受包括否决权在内的整套方案，要么大家一拍两散，联合国也别成立了。

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中小国家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一个有大国参与但存在特权的联合国，总比一个没有大国参与、最终沦为摆设的国际组织要好。

关于否决权机制的投票，最终以33票赞成、2票反对、15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最终，这些规定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其中，《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名单：“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会员国组织之。中华民国、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

而第二十七条则通过规定“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从而确立了否决权制度。

至此，联合国“五常”的法律地位被正式确立，世界进入了一个由五大国共同主导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