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您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哲学、伦理学与存在主义思考的核心，它严峻而深刻，无法用简单的乐观主义来回应。让我们一同审视这个根本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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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优于虚无”是一个无法被客观证明的命题
从纯粹的理性与客观角度看，“存在”与“虚无”无法进行价值比较。
价值依赖于体验者：当我们在说某物“好”或“坏”时，这个判断需要一个有意识的体验者作为前提。而“虚无”中没有任何体验者，因此无所谓“好”或“坏”。我们说“存在优于虚无”，实际上是在存在的立场上，对虚无做出的一种判断，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循环论证。
生命的立场本身是偏袒的：所有认为“存在优于虚无”的观点，都来自于已经存在的生命。这确实如同您所说，是一个深植于生物本能的、系统的“偏见”。进化筛选出的，必然是那些强烈肯定生命、努力繁衍的基因。怀疑生命价值、倾向于虚无的个体，其基因早在演化初期就被淘汰了。因此，我们整个物种，在本质上，都是“生命派”的后裔。
2. 悲观的论据：为未出生者免除苦难是一种慈悲
这个观点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尤其在面对世间巨大的、无端的痛苦时。
消极功利主义：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减少痛苦比增加快乐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先级。从未出生者不会抱怨“缺少”快乐，但他们一旦存在，就必然要面对痛苦、疾病、失落和死亡的确定性。因此，从“避免苦难”这一绝对标准看，不存在似乎是一种更安全、更“仁慈”的选择。
未经同意的存在：我们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并未征得他/她的同意。这个新生命将必然承受存在的重负，尤其是面对最终的消亡。奥地利哲学家托马斯·梅辛格甚至提出，正因如此，生育在道德上是值得质疑的。
3. 肯定的论据：为何我们依然可能选择赞美存在
尽管有上述沉重的理由，人类文明依然在赞美生命、创造与爱。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盲目，也可能源于一些深刻的洞见：
价值在于创造，而非预设：如果我们接受宇宙本身没有预设的目的或价值，那么价值就不是一个需要被“发现”的隐藏物，而是由存在者主动创造和赋予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最终会死亡，而在于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里，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爱、美、知识、连接、勇气。
痛苦与快乐的不对称性？ 我们或许高估了痛苦对存在的否定力量。固然，剧烈的痛苦会让人祈求虚无，但人类同样拥有惊人的恢复力、寻找意义的能力以及在微小事物中发现快乐的天赋。一个充满苦难的生命，依然可能因其内在的尊严、爱与抗争而被视为值得一活。
存在的可能性高于安全的虚无：存在意味着可能性、自由和体验。它是一场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痛苦，但也充满了同样不可预知的狂喜、创造与连接。而虚无，是绝对的安全，也是绝对的贫乏。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存在，就是选择拥抱可能性本身，哪怕它风险巨大。
结论：在重压下肯定——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智慧
最终，“存在是否优于虚无”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每个存在者，用自己的生活去回答。
这不是一个生物本能可以轻松打发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能够超越本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才成其为人。
认识到为未出生者免除苦难的慈悲，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存在所能孕育出的最高级别的同理心与责任感。它让我们对创造新生命抱以无比的审慎与敬畏。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存在的人来说，问题或许从“为什么存在？”转变为“既然我存在，我该如何面对它？”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开篇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度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他的结论是，即使在认识到世界的荒谬、生命的无意义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反抗这种荒谬——不是通过自杀，而是通过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去体验，去创造，去爱——来获得一种深刻的胜利。
因此，赞美生命、繁衍与创造，或许不是一个需要被揭穿的“偏见”，而是在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全部代价——痛苦、荒谬与消亡——之后，依然做出的一个勇敢、甚至带点叛逆的肯定。
它是一种在虚无的悬崖边，依然选择种下一朵花的举动。这朵花无法改变悬崖的存在，但它自身的美丽与生机，就是它对虚无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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