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对当下形势的判断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洪泰财富）

01

我对未来十年趋势判断

今天的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世界市场的不景气，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全球经济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只发生在少数几个阶段的少数国家，而低增长甚至滞胀则是常态，具有普遍性。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传统的投资、贸易、消费“三驾马车”已经很难再拉动经济增长，需提出新的“三驾马车”：政府投入基础科研，企业进行技术应用创新，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投资支持。

现在说房地产出现问题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高峰已经过去了，不用说农村，光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就达到了40多平米，放在世界也是相当高的了。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是还要再加一句，我们只能说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已经到了终点，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开始，这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做的。

包括消费社会也是一样的，消费的增长完全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中产社会跟消费社会基本上是同一个词，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尽管我们有4亿中产了，但是占全体人口比只有不到30%。从亚洲四小龙看的话，它必须超过50%，甚至达到65%到70%才能被称为中产社会，所以我们的中产增长空间还是很大，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亿中产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中产社会。

“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要保护自己，因此内化出法治意识。除此之外，中产阶层的壮大还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秩序稳定，因为这都触及他们的切身需求。所以在空间还有余量的情况下，我们提倡共同富裕。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增长是有的，但是它的增长是排他性的增长，少部分人越来越富裕了，大部分人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反而成为受害者，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小，所以我觉得从政策层面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培养中产多么重要。

浙江现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有三条：第一，上不封顶，鼓励企业家赚得越多越好，发财致富是光荣的；第二，要保底，把社会的底层保护好，因为社会是资本、政治、社会这三块里面最脆弱的一块；第三，要扩中，把中产阶级扩大。

我建议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一句话，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如何把这些转化成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通向未来。

02

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应对

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看，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最大的变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用平常话来说，我们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也从方方面面表现出我们的韧性。

面对新形势，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中国的崛起，跟中国分享共同的发展成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说国际社会有硬力量软力量，光有一个硬力量，没有软力量，人家就把你的硬力量称为威胁。那么软力量的标志是什么？第一，愿意来读懂中国；第二，能够了解中国；第三，接受中国；第四，不仅接受了中国，还向其他人传播中国的理念，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

中国有几千年不中断的文明，近代以来有成功的革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有成功的建设经验。8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达到近13000美元，以前还没有中产阶层，我们现在有4亿中产，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40年让8亿多人口脱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有30%以上。所有这些数据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支撑和领导。从制度入手来叙述三个“可持续”，基本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另外，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来重塑甚至重建国际秩序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那么主要是明确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如何还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说永远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我们如何在保证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来保证我们2035年目标的实现。

03

华为“遥遥领先”的几点启示

今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国要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来说，我们都刚好处于一个中等技术水平，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少而又少，甚至没有。当我们说“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中国组装”。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提倡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就是要强调原创。

第二，从1到10的刻度里面，我们只做到了从4到7，8到10的少之又少。凡是能做0到1原创的，也可以做8到10的应用；但如果不能做0到1的原创，做4到7也就到顶了。

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体量巨大，进而成为各国资本和技术的首选。世界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有效“配置”，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中国的企业过度追求西方技术的应用和改进，而忽视了原创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因此，今天当美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全球市场进行深度干预的时候，中国就面临被“卡脖子”和“脱钩”的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尽管我们应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但是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应用技术市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多少钱，又反过来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日本韩国学习西方技术三十年以后，科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

实际上我们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像华为，以前华为的态度就是我买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冲突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场采购。但是当地缘政治冲突发生，被卡脖子的时候，没有技术就要死亡，企业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

华为的“遥遥领先”说明了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具有韧性的；第二，我们是有创新能力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赶得上甚至超过西方技术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有点悲观了，因为之前太顺利了，前面几十年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股力量是朝同一个方向，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但实际上从大历史来看的话，地缘政治跟技术发展是互相关联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想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那样，这既是个危机也是个机会。

04

中国怎么培养出“马斯克”？

我们非常需要有像马斯克、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想要培养人才，高层次的开放很重要。就国际化而言，我们远远比不上纽约湾区跟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这40%表明这两个湾区的开放度，硅谷的外国人占60%，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办的。

客观的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是世界聪明人在美国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竞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二战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冷战时更是吸引了大量苏联、东欧的人才，用世界人才跟苏联竞争。我们要看到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像马斯克、乔布斯，都来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不同人才才能带来文化冲突，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同类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应，培养不出马斯克、乔布斯。

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导向，比如一定要有个两院院士一定要有一个帽子。马斯克、乔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吗？我们现在的人才几乎是用政策的方式，由公务员官僚机构来定义的人才，但在美国，只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才载体，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有好的政策，还要去行政化，行政和政治的东西对人才的使用会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有意识的构建很多的人才载体，如果没有人才载体，即使有了好的政策，人才也没地方去。

所以首先我们的人才观一定要改变，不是说人才就一定要是两院院士，或者一定要有帽子，第二就是人才吸引要跟你的经济科技科学发展结合起来，从大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基础科研的人才，还需要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人才，尤其是企业界的工匠人才。

面对当下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而“解释中国”是“读懂中国”的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任重道远。

本资讯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截至发布之时的公开资料或本公司认为可靠的渠道，本公司已力求资讯内容的客观、公正，但对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仅供阅读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资讯中的观点、结论和意见仅供参考，不代表未来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构成买卖任何投资标的或者达成任何交易的推荐，亦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咨询或意见。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