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尧典》看孔子的古史作伪

《尚书▪尧典》是一篇很莫名其妙的文章。

此文篇幅不长，结构也很简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昔在帝尧”至“作《尧典》”，是作为序言介绍本文的来历原由。第二部分，从“曰若稽古”至“鸟兽鹬毛”，概括帝尧的主要功绩事迹。第三部分，是帝尧与四岳、驩兜等大臣的对话，其核心是为了宣扬帝尧禅让天下的盛德。

按照古代大儒流传下来的说法，《尚书》是孔子根据夏商周三代之文辑录编纂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准确的，那么《尧典》就应该是根据夏朝所遗留下来的官方资料所编纂的。

按照古人流传下来的说法，三代时期史官记录的文字资料主要分为言、事两种，所谓：“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到春秋战国时期还保存着这样的制度，左史主要记载君王讲的某些重要言论，右史则主要记载君王的某些政治举措和行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记载是即时性的，即史官在一旁将君王的言、行实时记录下来，而不会是事后的综合性追述。

从《尚书》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君王的宣讲或与大臣的对话，少部分内容是一些基础事实的综合性概述，比如《尧典》中描述尧帝“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很明显，这种盖棺定论性的文字，不可能是直接来自于右史记载关于“事”的一手材料。

那么，这一部分相关的内容，大概率上是来自于孔子的著述，而非孔子对于古史文献的辑录。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尧典》的三部分，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第一部分是孔子的个人创作；第二部分是孔子的个人创作；只有第三部分的“言”才是孔子从古代文献中辑录的，属于可以相信的一手历史资料。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尧典》第三部分中的对话，会发现这些对话非常奇怪，有一点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

对话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帝尧问：“畴咨若时登庸？”

放齐说：“胤子朱启明。”

帝尧说：“吁！嚣讼可乎？”

为了防止翻译的失误对我们的分析产生错误的影响，我们照录原文。上面这段对话的大致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帝尧让大臣举荐人才负责“若时登庸”，大臣放齐举荐了帝尧之子丹朱，而被帝尧以“嚣讼”为由给否认了。

我们且不论这个负责“若时登庸”的职位到底是什么，可按照正常的逻辑的来说，帝尧让大臣们举荐合适的人选，在放齐举荐的丹朱被否定了之后，应该继续让其他大臣继续举荐才是，可结果是这个话题就这么没头没尾的过去了。

即便是帝尧与放齐的单独谈话被史官记载下来了，可这个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总得有个结果吧？可帝尧接下来问的第二个问题，跟上述第一部分的对话却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二部分对话：

帝尧问：“畴咨若予采？”

驩兜说：“都！共工方鸠僝功。”

帝尧说：“吁！靜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尧说：“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大臣们都说：“於！鲧哉。”

帝尧说：“吁！咈哉，方命圮族。”

四岳说：“异哉！试可乃已。”

帝尧说：“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孔子所作的总结串联性文字）。

第二部分的大致内容也比较好理解，帝尧让大臣举荐人才负责“采”，帝尧否定了驩兜所举荐的共工。结果，这个关于“采”的议论也没头没尾戛然而止，转而又问起了谁能治理洪水。

所以，不止是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对话充满矛盾，就连第二部分的两段对话彼此也是莫名其妙，好像这个帝尧就像金鱼一样七秒钟记忆，刚提起的话题转眼自己就忘了。

为了少打几个字，第三部分的文字这里就不引用了，第三部分是帝尧将帝位禅让给四岳，结果四岳举荐了出身低贱的舜，帝尧经过试探以后认可了舜，最终同意将帝位让给舜。

至此，《尧典》结束。

总结来看，《尧典》中的三段对话，可以说是前言不搭后语，帝尧前后三次让大臣们举荐人才，除了第三次禅让以外，前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戛然而止，而且三段对话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当我们了解了《尧典》中对话的取材来源之后，很容易就应该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官方左史记载的帝尧言论，难道仅仅流传下来了这么区区三段吗？

我们且不管帝尧作为历史帝王到底存不存在，可至少《尧典》是把他当作帝王来看待的，那么既然帝尧的言论已经被史官记录了下来，就不可能仅仅流传下了这么三段，而且还都是与举荐人才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孔子是从他看到的诸多史料文献中，挑选出了上面的三段对话作为《尧典》中的核心内容。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挑出这么三段前言不搭后语的对话来写《尧典》呢？换个问法，孔子挑选出这么三段莫名其妙的对话究竟是想表达什么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上面所选的三段对话当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禅让”，或者说是任人唯贤而不惟亲。

放齐举荐的尧子丹朱被否定了，驩兜举荐的尧的亲信功臣共工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出身远支庶族的鲧得到了治水的机会（虽然他失败了），而出身低贱的舜则接受禅让获得了帝位。

所以，孔子所选择的这三段对话，就是要给我们宣扬这样一个道理，即：圣人之治，任人唯贤。

通过这样的剖析，我们可以一窥《尧典》一文的性质，进而窥探到整部《尚书》的性质——即，孔子对三代史料的一手文献进行了裁剪排列乃至润色删改，借以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

换句话说，《尚书》并不完全是一本客观的史书，其历史价值最高的部分是其中的人物语言部分，但即便是这一部分也不能完全相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甄别。

至于孔子自己作的那些总结论述性的史迹文字，其可信度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尧典》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简练的文字，用以形容描述帝尧一生的主要功绩：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穆，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以前我读《尚书》，每次读到《尧典》开头的这段话都感到很迷惑，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怎么会有如此全面且精细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否是真实的，又是怎么来的呢？

后来参透了《尚书》的性质，再来看这段话就恍然大悟了，这段至善至美的评价实则是对孔子儒学主张的一段综合性的诠释，我们可以将这段话与《大学》中一段著名的话找到一一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如下：

“允恭克让，光批四表，格于上下。”——“修身”；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齐家”；

“九族既穆，平章百姓。”——“治国”；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天下”。

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对一个士人君子的全部要求。

那么问题又来了，孔子的这个理念是受尧帝一生的经历启发而来的吗？亦或者，《尧典》中这段对帝尧一生功绩的描述，仅仅是为了阐述孔子自己的主张呢？

当然是后者。换句话说，孔子在著述《尚书》的时候，书中的很多综合论述性的文字，实则是为了宣扬阐述自己的理论而杜撰的，是因事设史。

这样的行为，为我们现在研究上古史制造了很大的障碍，以至于至今连帝尧是人是神都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