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 从生计社会学 到共存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编辑部嘱笔者写点文字以作怀念。入师门三十年，总秉持着先生为学科所有人之师之念，不敢专视；只是近水楼台，这些年撰写了一些纪念文章，想要延绵先生的学术脉络，一为自我激励，也存学术开拓之心。今日短文，一边回忆学史，一边直面当下，写下少许文字，聊以自勉。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三刻与世纪两问

先生的学术起点，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启的对中国社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诊断，可以说是在“洋货横行”的早期全球化高峰时点，对自己看起来似乎有点“适应不良”的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家国命运进行的第一次关键反思。

先生在燕京大学本科时期的作业中谈及了婚俗和彩礼改革（这一问题在当今青年问题研究中仍然颇受关注）；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的大瑶山考察也涉及了边政治理信息的采集（尽管其中的体质测量工作带有一丝“模仿现代性”的痕迹）；而在江村养伤期间，则对自己姐姐、姐夫的生丝运销合作社如何开启乡村内生的生计抵抗策略进行了细致观察。英伦负笈求学，撰写开拓人类学之新境界的《江村经济》一书，以“工农相辅”为中国乡村生计开出一副济世药方；抗战烽火中回归祖国，自越南上岸赴昆明，主持云南大学设在呈贡的魁阁工作站，携一大批时代英俊全面调查战时全景中国，因受限于局势，只能以西南边地为基地。

这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和方法论焦点，在于如何通过类型比较法和社区分析，达成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入理解：基层社区和商业化侵蚀的距离越接近，不在地地主制就越发达，乡村崩溃的态势就越明显。笔者认为，这一工作是中国“基层生计社会学”（a sociology of grassroots livelihood）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第二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身担恢复重建社会学之重任，仍然要解“基层社会萎缩”之困的那一刻。先生以“志在富民”为期许，行行重行行，脚步遍及全国各地，围绕当代中国人的生计实践，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的要素集合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原始积累+回流的上海工业人才（改革开放前的返乡技术专家以及后来的“星期天工程师”）+开明的保护性地方政治环境”；温州模式，其要素集合是“地方工副业传统+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创新思维+来自贸易的微小利润积累”；而珠江三角洲模式，则以三来一补加工经济为核心，其发展要素集为“海外乡情资本的适时产业转移+地租作为可持续财源+集体福利供给压力下的资产增值动机”；后期的“公司+农户”模式，其要素集则更加清晰，表现为“集中的资本、知识和技术标准，与分散的劳动力、小型的原始积累之间建立在经济优势互补和市场风险互担基础之上的一种相互依赖关系”。

这些地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结合着黄河中下游多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浦东大开发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带联动，其理论和方法论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区域发展（要素论），引领中国完成总体生计角色的转进——从制造业边陲国家，迈向制造业核心国家。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个学术高光时刻，是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个耄耋老人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推进学术反思的整个历程。《孔林片思》一文最真实地展示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反思念头——在以人为中心的学理视野下，他自语发问：假如中国社会的经济崛起是无可阻挡的，那么我们的后续危机和挑战将会出现在哪里？同样，发表于1989年的《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1997年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2000年的《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以及2004年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一系列著作的意图，实际上就是在为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如何相处开药方，并提出要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作战略思考。

可见，这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型，也即从发展模式（要素）论过渡到文化自觉理论——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究竟是何种状态，应该是何种状态，这些问题提上了日程。从费孝通先生的行文可以看到，促使他如此发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包括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宗教极端主义兴起等。因此，面对这些巨变，中华文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便成了一个引领风气的学者心目中最为根本性的学术追问。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在前面两个时点发出的费孝通之问，是在关心中国乡村社会（或更为一般的中国社会）的生计问题/发展问题——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入侵中国并重塑其政治经济版图之际，中国乡土社会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和要素，拥有什么样的文化适应能力来应对经济上的衰败和生计结构的崩塌？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处于社会经济萎缩状态的基层乡村，作为一个经常被外部社会力量所形塑的“弱势文化领地”，其生计恢复和生计维持可以借力的结构性资源和文化能动性资源分别都有哪些？——那么，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则要解决“中国社会富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社区中找到中国位置的问题，是重新定义中国位置，以及在中国位置发生变化后如何接受全球观感适应之变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关注点，都是在为中华民族何以“安身立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这一学术追求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箴言。可以说，这十六字开启了共存社会学的肇端。

共存社会学的多个面向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共存理念是费孝通先生后期学术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不仅仅体现在“美美与共”（关系共存）之上，也体现在发展社会学（经济共存）和文化自觉理论（文化共存）之上。继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从当前社会学的语境出发，笔者试图拓展共存社会学的关注边界，开启下述议题，期待深度探讨和持续追踪。

第一，人类和生物圈的共存。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研究领域日益关注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问题，将其看作一个新的相互依赖性话题（如生物圈作为基因资源库和碳循环空间）；人类社会也完成了一次新的意识提升，提出了环境正义概念并运用于重新平衡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人类必须和非人类主体共享生物圈；至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迁问题也开始成为最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

第二，社会结果的解释机制，特别是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关系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同卵双胞胎分离研究，基本上确认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对个体生物—社会特性产生联合影响的事实。一对同卵双胞胎在出生之后被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国家抚养。中年后两人重逢，发现两者在生物学特征和神经反应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他们的社会性、品味偏好和价值观则大相径庭。这个案例表明，个人的社会表现和社会结果同时受到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论域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潜流，那就是对生物学机制的接纳（或部分承认）。脑科学的证据表明，部分社会性疾病具有脑生物化学或脑神经科学的证据，而跨学科的学者们也日益开始认识到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疾病、成瘾行为等在内）的生物—遗传基础。基因研究的成果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使得学者们日益关注起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效应。

第三，生物人和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共存。当代社会科学应该为即将到来的生物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共存现实做好理论和应用的准备。在理论上，需要探讨两者共存的伦理和法律原则。一是责任原则，即每一个人形机器人都必须有一个人类法人为其责任追溯担保；二是次级地位原则，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且必须听从人类指令，其自保必须以前两者为前提。在应用政策上，需要澄清并提前布局调节两者共存现实的政策支撑环境，可能会涉及的政策议题有二。一是人工智能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即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是否要标定身份以及如何标定身份的问题；二是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问题，包括它们能否继承其主人的财产，或者人工智能所拥有的财产能否成为慈善资源的一个来源，或者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法律承认的消费者，以及如果要承认它的消费者身份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前置法律规定、人格设定和语料饲喂，等等。

近年来，笔者追索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隐约可见生计社会学的追溯一直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叙述先生重启学术生命的那一段，也曾经被归纳为“发展模式（要素）论”。在方法论层面上，笔者也曾以“空间社会学”为名，号召发扬先生的学术遗产，发挥定性重复访问田野调查在识别动态机制上的优势。而在本体论层面，笔者也曾以“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为名，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进行尝试性的总结。从生计社会学到共存社会学的总结，虽然是临时性的想法，未必成熟，但也可看作从发展社会学到“关于文化自觉的社会学”的一个新称谓。希望这个新称谓可以激发出关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行线索，毕竟先生一生的感触和见识，都是围绕着中国乡土和中国社会这片变动不居的沃野而展开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