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2日的傍晚,广州开往上海的113次列车缓缓启动,硬座车厢里,一个自称“邓小刚”的瘦高青年递过一支中华烟,笑着拉近了与同座女军医周晓琳的距离。彼时谁也想不到,这段看似普通的旅途邂逅,会把两岸谍报战推向一道灰暗又荒诞的注脚。
周晓琳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护士长,还是高干子女。李俊敏——也就是“邓小刚”——早就锁定这类目标:军职在身,信息多,人脉广,感情世界单纯。这些标签在台湾“军情局”的培训教案里,被反复强调。一个月前,他刚完成“身份再造”,新的代号428,新护照,新资金,一连串伪造证件塞满腰包。教官用生硬普通话叮嘱:“一次机会,别浪费。”
车厢晃动,灯光昏黄。李俊敏摆出海外华侨腔调,说自己奉“中央调研部”密令途经广州,任务紧急,不便细谈。周晓琳听得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却被对方礼数周到、出手阔绰的派头吸引。三小时后,两人已像老友,一起讨论广州小吃、香港电影。周晓琳一句“表弟来穗,得招待”,彻底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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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抵达广州。李俊敏顺势搬进军医宿舍,还获准在家属食堂用餐。五天里,他花掉近三千台币的现钞,换来“欧米茄”手表、进口香水、连夜舞会,以及周晓琳的全然信任。短讯暗号迅速从邮政局公用电话发往台北总部:“目标就位,可深耕。”回电只有一个词:“赞。”
然而电波不会撒谎。上海测向台站捕捉到可疑讯号,经技术比对来自广州军区大院。内保马上介入,宿舍楼悄悄布控。等行动人员赶到时,李俊敏早摆脱跟踪,北上潜伏。他以为自己身法不俗,其实已露马脚。
李俊敏出生于1956年福建南靖。1978年因斗殴伤人被台北市警收押。探员陈惟诚向看守所递上一张“立功减刑”纸条,一句“去大陆走一趟,十年刑期一笔勾销”,把这位混混拉进谍海。随后三个月,他在桃园山地营地接受特训。夜半,他被强迫咀嚼生姜,用以训练抗讯问呕吐反应;凌晨长跑十五公里,磨体能;爆破、密码、摄影、心战,每日循环。结业时,他被授少尉军衔,代号308。那是他身份漂流的开端。
第一次任务失败得可笑。1980年1月,他携带微缩胶片与空白情报载体进入深圳,途中被小偷顺手牵羊,机密随行李丢进火车厕所。上级有苦说不出,为免打击士气,只得让他“再来一次”。一个月整备后,他换了新身份,继续北上。直到遇见周晓琳,他才嗅到真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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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转折常在细节。1980年11月,一个风高夜,上海闸北分局接到工商所电话:“有外地人拿10元换20斤全国粮票,还自称‘中央调研部’。”派出所警员把“邓小刚”带进小黑屋。灯泡刺眼,他拿出那本伪证企图唬人,但脸色早露慌乱。“你们不懂机密!”他嚷道。审讯员冷笑:“既然机密,藏在哪?”言语交锋不过半小时,李俊敏崩溃,全盘托出。皮带夹层那粒黄豆大小的氰化钾,被值班干警及时敲落,才没酿成剧本里的“自绝”桥段。
1982年5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俊敏无期徒刑。判决书措辞冷峻,罪名清楚:为境外谍报组织潜入,窃取军事、政治情报。进入提篮桥监狱后,他态度突变,老实劳动,积极读书。由于服刑表现,1994年、1999年、2002年连续减刑,刑期折算到2006年12月结束。26年光阴,江河已变。
这里插一句台北方面的“算计”。1999年,“军情局”工作人员登门找李太太,语气轻巧:“俊敏阵亡证书办一下吧,抚恤金好领。”李妻愤怒反问:“若人活着呢?”对方摊摊手:“不办就一分钱没有。”最终,她被迫在“民国82年作战死亡”栏前签字,领了96万台币。账面上,李俊敏成了“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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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依程序通知家属:“可取保离境。”李妻带着结婚证、户口簿飞抵虹桥,隔玻璃见到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掩面而泣。夫妻团聚的画面在媒体上只是一帧新闻照片,却让岛内朝野尴尬。因为在台湾户籍系统里,李俊敏已“去世”七年,身份证和护照均被注销——这不是技术疏忽,是制度安排。
于是,一个荒诞场景出现:活人要证明自己活着。李俊敏抱着上海中级法院的释放裁定,再带两岸红十字会协助函,抵达台北桃园机场。移民署官员却摇头:“系统显示死亡,无法放行。”现场僵持良久,他被要求回到香港等候补件。期间,《联合报》评论尖锐:“当局把谍报人员当夜壶,用时拿来,不用就丢。” 这话不算护短,倒像冷漠陈述。
回归程序拖了一年。2007年秋,主管部门才核准李俊敏“复活”,但抚恤金需全部退还,并补缴彼时尚未结清的伤害赔偿。李妻无奈,卖掉公馆旧宅,才补齐款项。李俊敏想申请老兵待遇,被告知“特情人员不在优抚范围”。几番折腾,他只能退居桃园郊区,靠零星聚会演讲赚取生活费。昔日誓言中的“荣誉与报国”成了空壳。
不少人好奇,周晓琳后来怎样?资料显示,她同案判三年徒刑,出狱后回医院行政科,1989年调离军队系统,落脚江西一家民营医疗器械公司,低调至今,未再涉足军方领域。当年那支欧米茄被她扔进赣江,谁也不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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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李俊敏服刑期间,台情报系统还在持续加码渗透。1995年至2005年,两岸公开破获的案子超过百起,卫星侦照、信号测向、金钱收买、感情陷阱,手段花样频出。然而,越来越多基层特情人员发现,完成任务后并没有想象中的“英雄”待遇,更多是身份抹除、生活援助无着。李俊敏只是其中较为戏剧化的一个。
从法律视角看,这类案件对大陆司法程序是一堂沉重但必要的练习:情报罪名如何举证、如何区分罪责与从属、如何让两岸红十字介入保障人道探视。2006年李俊敏获释时,国家保密局内部刊物曾刊载专题报告,称“严格依法律程序,既惩戒,又不无端扩大化”,可见治理思路的变化。
很难说李俊敏是彻底的牺牲品,亦或彻头彻尾的冒险家。他自愿投身谍海,也付出了全部代价。遗憾的是,26年的冰冷铁窗换来的不是鲜花,而是另一段求生折腾。如今他已年近七旬,那枚由“308”跳到“428”的少尉肩章早锈成一块废铁,在旧物市场也无人问津。岁月终究把这些人抹进灰尘,只留下教案上几行备注:目标、误判、执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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