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桌上签1200万协议，被拘8月获近18万赔偿，法院判全额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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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调解协议，1200万元，两个数字，像两记重锤。

我把判决书来回看了几遍，反复核对报道中的时间节点和细节。越看越觉得心里发紧——不是戏剧冲突太强，而是程序被拉扯得太疼。

故事从2023年8月的一张纸开始。地点，不是常见的第三方调解中心，而是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照片拍得直白，桌上散着纸，门口的过道灯有点晃。人到齐了，就坐下谈。协议写得很清楚：“支付1200万元后，不再追究陈嵩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这句话，被法院点名，成了关键句。

陈嵩签字。两天后，他被刑拘。接下来，羁押8个月，最后检方不起诉释放。钱，先走；人，后走；法，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

这不是哪个网文里的桥段，这是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5年11月13日作出的二审判决里还原的事实。更扎眼的，是证据链条：签字当天的现场照片、协议修改底稿、微信聊天记录。一点点拼起来，呈现出一个不该出现的画面——调解在警方办公室进行，时任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唐某胜在场并主导；协议多次按对方与警方意见修改；一方处于明显被动。

法院的表述很克制，却掷地有声：调解条款将“刑事责任豁免”作为交易条件，已经踩到法律底线；调解过程存在明显胁迫；当事人并非出于真实自愿。还有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原话——“一个人在面临刑拘、逮捕威胁时，很难说有真正的‘自愿权利’。”这句话不长，分量很重。

把时间线拎一遍，您感受更直观。

期间还有一段插曲。记者多次致电李某庆，未获回复。陈嵩说，拿到判决后“很受鼓舞”，希望尽快把属于自己的钱拿回来。声音很平静，能听出疲惫，也能听出坚持。

我想说几句硬话。也想尽量把话说稳。

三个追问，绕不过去。

一问，同一纠纷，4月“不予立案”，8月反转受理，依据何在？案件动态调整不是不能发生，但需要清晰依据、完整释明。否则，公众只能看到“报案—不立—再报—立案”的跳跃式变化，信任会被反复消耗。

二问，调解在警方办公室进行，现场由侦查部门负责人在场并主导，尺度在哪儿？规范的边界需要被重复强调：谁能组织、谁能主持、主持到什么程度、哪些条款不能写进协议。把话说清楚，能减少灰区操作的空间。

三问，国家赔偿的金额与救济路径，够不够？118880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5944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一次口头道歉。是否匹配当事人8个月的身心损耗，社会评价会有不同声音。相关责任如何厘清，后续是否有问责或自查，有待权威认可的信息更新。

再说说制度层面的“补作业”。

回看整件事，最刺目的不是争议金额，而是程序被当成了筹码。当自由成了谈判条件，调解就不再是调解。二审判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是一次必要的纠偏。到这里，法律给出了一份明确答案：调解协议无效，1200万元应全额返还。这一点，已经获得权威认可。

接下来考验执行。钱什么时候能退回？怎么退？对方不配合怎么办？是否会启动强制执行？这些问题，读者很关心，我也关心。就目前公开信息看，李某庆未回应；陈嵩表示会继续维权。更详细的执行节奏，暂无相关信息。

最后想说一句心里话。

法治的分量，不只在判决书最后那两个字“驳回”或“支持”。更在每一次被“掰正”的过程。这次掰正了，下一次就会有人记得，记得该怎么做，记得有什么不能做。存在已久的传统部件面临革新，不是坏事。痛，才是长记性的时候。

评论区聊聊。每一条理性的观点，都是把制度往前推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