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南京城刚下过雨,空气里带着栀子花的味道。一辆印着“八一制片厂”字样的旧中巴停在中山陵停车场,演员孙飞虎提着化妆箱走下车,他脸上那层薄粉刚打好,已经隐隐能看出蒋介石的轮廓。
外景组赶到陵门时,管理处人员早已把通道临时封闭。那几年,内地银幕上出现蒋介石的形象仍算敏感,一切都得格外谨慎。剧组递上公函、说明剧本内容后,警戒线才被允许在台阶两侧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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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虎把呢子军大衣往身上一披,帽檐压得很低。严格说来,他与蒋介石并不相像:下颌线偏圆,眼距略宽。但借着电影化妆的阴影打光,加上肩背微驼的站姿,一转身便让人恍惚。圈内人常说“特型演员三分靠形、七分靠神”,孙飞虎把这句行话吃得透。
“风雨下钟山”是部讲国共两党谈判破裂的历史片,镜头从孙中山逝世切入,拍到国民政府迁台。国家电影局的审片意见只有一句:真实即可,不必拔高。正是这四个字,让饰演蒋介石成了烫手差事——既要避免脸谱化,又决不能产生同情滤镜。
拍摄正式开始。摄影师推着轨道车,镜头紧贴台阶。孙飞虎迈上第一级台阶,脚步放得很慢。雨水把石阶冲得发亮,他每一步踩下去都能听见细小水声。旁边的游客忍不住偷看,却又不敢出声。有人低声感叹:“还真像那么回事。”
两个近景镜头后,导演高举手臂示意停机。人群立刻围了上来,请求合影、想要签名,还有人直接把硬照往他手里塞。场面热闹得像刚过完年。孙飞虎笑着应付,额头汗珠直滚。整整两个小时,他没能坐下。
散场时,多数游客已经离开,只剩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站在台阶下。女方用闽南口音轻声说:“我们见过蒋先生。”短短七个字,把孙飞虎喊住。他愣了一下,上前主动伸手。老先生目光炯炯,道一句:“演得像,辛苦了。”
这对夫妇几天前从台北经香港转机回大陆探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尚未全面开放探亲,他们的行程曲折而谨慎。能在中山陵偶遇“蒋介石”,对二人而言有几分戏剧,也多了几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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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虎后来回忆,那一握的力量不轻,手心带着凉意。对方见过真身,却对一位演员说“像”,这比任何奖杯都扎实。遗憾的是,当时剧组怕节外生枝,没有让摄影师记录下这一幕,只留下几张模糊抓拍。
历史片中的蒋介石形象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变化巨大:最早只是符号,六十年代开始有台词,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现复杂的心理活动。大陆观众第一次直面“血肉”版蒋介石,正是通过孙飞虎。某种意义上,他给屏幕外的几千万观众提供了一把观察国民党高层的“放大镜”。
外行只看脸,内行看调度。那场祭陵戏,导演让孙飞虎在孙中山陵前停留十六秒——比常规镜头多出一倍——意在展示矛盾心理:既敬又惧、想靠近又怕被历史审判。站姿不变,情绪却要翻转,这对演员是极难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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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媒体后来报道孙飞虎,说他“神似本尊”,语气里透着惊讶。实际上,那不过是他连续两个月研究史料的结果:检阅蒋介石400余张照片,把握肩膀轻微内扣、右臂比左臂常年抬高半寸的旧伤姿态,还特意练习长时间扶腰的动作,以还原对方腰椎不适习惯。
几位同组演员调侃:“演他容易老十岁。”确实,长时间端着紧绷姿势,肩颈肌肉僵硬,拍完外景那晚,孙飞虎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坐在招待所餐桌边连筷子都懒得举。有人劝他卸妆吃饭,他摆摆手:“先把眉毛保留,怕明天贴不上角度。”听上去像玩笑,其实是职业惯性。
1981年秋,《风雨下钟山》审片通过。内地上映后,引发了一轮关于“如何再现复杂历史人物”的讨论。有人说孙飞虎把蒋介石演得过于冷静,有人觉得恰到好处。无论哪种评价,都证明观众终于不再满足于单一标签。《人民日报》在影评里写道:“人物之复杂,恰是时代之真实。”短短一句,被后来不少院校教材引用。
至于那对台湾夫妇,剧组没人留下联系方式。数年后,孙飞虎在香港转机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里夹着一张在中山陵远拍的黑白合影,背面写着“1981·雨后”,笔迹娟秀,落款只写一句“故人”。他把照片放进行李夹层,至今保存完整。
有人评价孙飞虎:“既演历史,也被历史定格。”或许正因为那场偶遇,他对“特型演员”四个字有了新的理解——形似固然重要,更难的是把握时代缝隙中的温度与尴尬。观众记住的,往往不是一张脸,而是那十五六秒无言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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