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户齐民：中国户籍制度的诞生

我们的户口本到底怎么来的？

齐桓公在位时期（约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名相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上，开始按“户”登记民众，这被视为最早具有“编户齐民”意义的社会改革。

编户齐民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改变了过去百姓臣属于某卿大夫，卿大夫臣属国君，这样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秩序。此后，百姓统一成为国家的管理对象，并直接为国家提供赋税劳役。这意味着中国正式从商周时期的“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下的郡县制社会。中央政府能够更为直接地管理地方（封国）的内政。

宗法制与郡县制的社会结构

这种户籍制度十分严密，记录了民众的住所，姓名、年龄、财产等信息。对于古代社会来讲，这有利于国家加强对人民的管理，从而保证税收和政权的稳定。但从另一面来看，它限制了人口流动和职业选择，并附加了沉重的劳役和赋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交流和经济发展。

之后，编户齐民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逐渐完备，被历代中原王朝所继承，对今天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了重大影响。

不过，延续两千余年的编户齐民制度，在历史长河中经过了复杂的发展和变化，拥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社会作用，不能简单地一言蔽之。

春秋战国时期，“编户”和“齐民”制度开始出现，并瓦解了封建制度。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难以控制各分封的诸侯国。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掀起了春秋争霸的序幕。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中国进入了礼崩乐坏却生机蓬勃的时期。经济上，铁犁牛耕开始普及；思想上，诸子百家争鸣；政治上，郡县制逐渐取代封建制。其中，编户齐民就是郡县制形成的重要一环。

《国语·齐语》中记载，齐国丞相管仲，推行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

名相管仲

这种寓兵于农，军政合一的战斗体制，颠覆了过去以血缘宗亲为联结的社会群居状态，帮助齐国实现了“定四民之居”。这种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编制，可以称之为“编户”。而居民不分等级（大致上），由国家统一进行直接管理，可以称之为“齐民” 。

“编户齐民”加强了诸侯国对本国人口的控制，并将人员按照地域和一定数量组织起来。齐国在改革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经过一番兼并征伐，前679年，齐桓公与各诸侯在鄄地盟会（今山东菏泽市），确立了自己天下霸主的地位。诸侯霸主的出现，体现了各国君主专制的加强。

战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都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变法和改革，“编户齐民”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鞅

公元前375年，秦献公下令“为户籍相伍”，即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时务农，闲时练兵。若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重申 “连坐制”，这是秦国户籍制度的重要改革，他实现了全国不分男女老幼全民登记户口的制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身份，以及对国家的义务。再加上与其相匹配的 “二十等军功爵制”，商鞅变法彻底打破了血缘宗法结构，形成了乡里地缘社会。为今后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层组织制度基础。

秦汉到中唐时期，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逐步完善，并与赋役制度相辅相成。

秦律显示，秦朝户籍制度基本继承了商鞅时代的政策，同时为了保证户籍制度和乡里组织的稳定，秦朝建立了更加可靠的行政管理系统，即郡县制。在秦朝，户籍制度首次得到全国推行。

汉承秦制，刘邦建国后立即恢复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令脱籍（离开户籍地）之人回归故里，并重新登记户籍。政府为了及时征收口赋（人头税）和算赋（军事税），还要严格登记资产，如奴婢的人数和年龄、田宅的大小、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生产工具。

汉武帝

汉代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采取了多项措施，汉武帝之后中国正式进入“编户齐民”的郡县制社会。

第一，实行“案比”，即户籍普查。西汉为每年春季进行，东汉在秋季。

第二，限制脱籍、迁徙。脱籍即没有登记户口的流民，汉代严禁出现这种情况，并将其作为考察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而迁徙则要经过官府批准，手续十分严格。即使外出办事，也要先到乡政府提出申请，经县政府批准，才可“放行”。

第三，强调“什伍连坐”，出现了一人流亡，全州惊骇的情况。

最后，便是汉代的上计制度，即在每年户口普查结束后，将户籍资料逐级上报至中央，接受考核。其中，民宅园户籍、田比地籍、田租籍等都是重要考察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人口数量下降，户籍制度被严重破坏。

隋唐时期，中国走向统一，国家的典章制度进入了完备和稳定时期，户籍制度也是如此。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下令在全国检查户籍隐漏，规定“输籍之法”，规定了户口纳税和服役的标准。唐承隋制，在《户令》《唐六典》中规定了户口调查的具体办法，以及与户籍制度结合进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这一阶段内，户籍制度对于维护基层组织的作用得到一脉相承，体现在秦汉的乡亭制、北魏的三长制，以及隋唐的里甲制。此外，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的结合越来越深入，而且户籍制用来征收田赋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中唐，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即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沿用千年的户籍制度也随之而变。

于是，户籍制度的发展来到第三阶段：中唐、宋、元、明、清时期，户籍制度从对人身的控制逐渐转移到土地上，户籍与赋役逐渐分离。

两税制颁行后，唐代户籍只有户数而没有口数，户数实际上就是一户掌握的资产多寡。这标志着以资产为本征税逐渐取代以人丁为本的标准。

北宋建立的户籍叫做五等丁产薄，说明已经将人户按资产等级划分，按等收税了。此外，还建立了多种类的户籍，用来区分人们承担的服役类型。后来，宋朝实行保甲法，从而出现了新的户口登记体系，即保甲薄。规定三年一造，只登记男子口数和状况。并随之建立了“户帖”制度，规定在户帖上注明某户的土地面积、形状，以及税额、祖产、典卖情况。保甲薄和户帖一起成为宋代收税的重要依据。

北宋的户籍制度依然强调其赋役征收的作用，同时加强了北宋的乡里组织管理。

元代划分了民族等级，因此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规定。全国实行的户籍制度称为“诸色户计”，分为军、民、站、匠、矿、儒、医等多种户籍。

草原地区的蒙古本族户籍制度称为“千户制”，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户口制度，而管理方式类似封建制。千户内的人口依附于千户长，君主则不能随意处置，征战中俘虏的大量奴隶也成为其私产。

但是元代的户籍制度相对混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且元朝统治者对外征伐过多，常年对内征兵，元末农民不堪其苦纷纷起义。

元代四等人制

明初建国后，朱元璋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令全国大造“赋役黄册”，登记人民的口数、粮食、田产等信息。为防止隐匿田产，还另造“鱼鳞图册”，专门记载田地的图样，密密麻麻如同鱼鳞，故得此名。

明中期之后，由于人口增加、移民迁徙和土地兼并，再加上政府只关注户籍的征税作用，黄册和鱼鳞册很快趋于混乱。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清丈土地，并编制新的鱼鳞图册，规定“计亩征银”。这将所有的税收和服役都摊入人口、田产之中，户籍制度不再承担主要的赋税功能。这打开了户籍制度即将和赋役制度分离的局面。

明代魚鳞图冊

到清朝雍正时（1723年），全国正式推行“摊丁入亩”，把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两千年来的人头税被废除，也意味着户籍制度和赋税制度实现了脱钩。

户籍从赋役功能中解放出来后，国家对民众的人身控制空前放松，大大加强了人口流动和经济繁荣的局面。

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清政府实行全国人口普查六年计划，这是中国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但碍于晚清时局动荡没有完成。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现代户口簿制度，并将其管理功能划归公安机关，最终形成了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家庭为单位再到个人为单位的演变，同时反映出其在瓦解封建制度、辅助赋税制度、再到单一户籍制度的功能。两千年来，户籍制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承担了不同的角色，直到今天，中国的户籍制度仍然在不断地调整和革新，证明了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伴随社会形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