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公民和非公民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不是城邦的所有居民都是城邦的公民。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的定义，是那些能够参与议事和执掌司法事务的人。这里的含义，首先是公民有权出席公民大会，并就国家重大事务投票，或者参与对官员的选举、监督、罢免和审判。其次是公民自己可以直接担任官职，并且作为官员行使权利。因此，与非公民相比，公民权是地道的特权，能够拥有公民权的，一般限于本邦出身的自由成年男性，且一般需要在18岁或20岁以上。他们只占城邦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以雅典为例。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总人口30万—40万人，真正拥有公民权的不过4万—5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稍多。斯巴达的总人口，如果包括黑劳士在内，也有数十万人，但公民最多时只有9000人，后来越来越少，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也许只有1000多人。其他城邦也差不多。所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就说，与近代国家比较，希腊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本质上都是贵族政治。应当说，这个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

非公民包括哪些群体？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奴隶，其次是外侨，最后是妇女和儿童。奴隶一般来自非希腊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非希腊人缺少政治能力，只配做奴隶。奴隶在每个城邦数量不等。雅典等城邦的奴隶比较多，大概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也有人猜测占一半左右。但有些城邦，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弗奇斯，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都还没有几个奴隶。

外侨是外国人，指那些长期定居在某个城邦的外国人，类似今天西方国家的客籍工人或永久居民。他们一般没有可能入籍为公民。这一方面是城邦要保持所谓公民血统的纯粹，更重要的是希腊城邦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资源，都非常有限，不可能让非公民分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外国人才会获得公民权。比如斯巴达，到希波战争时，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获得了斯巴达的公民权，其中一个还是因为身份特殊：他是个占卜师，据称一生中可以通过占卜赢得五次重大胜利。斯巴达人战争频繁，需要这样的人。最初斯巴达人还不愿给他公民权，但后来觉得实在需要他，才答应了。但这个人提高了价码，要求把自己弟弟的公民权一起解决。斯巴达人无奈，只好答应。公元前403年，雅典那些积极参与恢复民主政治的外侨本来被承诺了可以拥有公民权。然而等到民主政治恢复，公民大会通过相关提案后，有人却指出这道法律通过时程序违法，导致该法案被取消，那些一度得到公民权的外侨，也随之失去了公民权。

在古希腊，妇女儿童当然也不是公民，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公民大会和担任官职。亚里士多德特别讨论了他们的身份。儿童因不足年龄，不能行使公民权，最多可以称为预备公民或准公民。妇女的地位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只有公民与本邦的自由女性合法婚姻生育的后代，才有可能在成年后获得公民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雅典人和一个非雅典人结婚，则他们的孩子只能算私生子，不能得到公民权。如果公民和奴隶私通，那生育的孩子只能算奴隶。就“只有本邦妇女生育的孩子才能获得公民权”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妇女拥有公民权。但另一方面，她们在古希腊又只被看作繁衍公民的工具，并没有参与公民大会、担任官职或法庭审判员的权利，因此最多和儿童一样，算半个公民。比如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和米利都的美女阿斯帕西亚结婚，并且生育一个儿子小伯里克利。小伯里克利只是个私生子，没有公民权。但后来伯里克利的两个合法婚生儿子都因为瘟疫去世，为了不让家族绝后，伯里克利特别请求雅典公民大会授予小伯里克利公民权。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雅典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这样的特权。遗憾的是公元前406年，小伯里克利当选为将军，战后受到控告，蒙冤被杀。

排除了奴隶、外侨、妇女和儿童，希腊城邦的公民就成为全体居民中的少数。享有政治权利的，就是这少数人。虽然如此，能够让这么多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仍然突破了古代国家一般总是由极少数精英人士管理的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对公民而言，城邦的确够得上民主政治的资格。因为有了民主，希腊文化才能够走向繁荣，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等各类人才。但这种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也让希腊城邦不可能实现大范围的统一，只能始终保持着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后来的历史上，它们先是被北方的马其顿征服，后来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