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通过“选择将女儿嫁到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来论证战争哪一方正义的逻辑？

突然想到一个可以拿来类比的问题：

“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五五分流的中考教育制度下考到了一个可以去本市重点高中程度的成绩，是否可以用其在志愿填报环节选择技校/职高/一般高中/重点高中来评判此人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划分光谱之中？”

很明显，如果一个社会生物个体有脑子的话，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弱智，怎么能用一个不带有原则性问题的岔路选择来给人打上标签评价呢？同样的，该问题中的预设选择也是一般无二的弱智——甚至比我灵光一现的问题还要弱智一些。

但我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二项（以及多项）选择导向都不能作为评判标准，那样的话就要滑向一种看似客观的“中立主义”上去了，我要说的一点是，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选择与政治性，经济性，以及要触及到更深层次之物的社会性的，关乎原则性立场的选择不能，也不该被摆到同一位置之上。

还是拿那个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问题来发挥一下吧：

假定这样一种状态，“我”的一个朋友处于生计所迫，必须要去以色列做外籍劳工，处于各种因素考量，我会尽力劝解他不做这个选择而想想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但假若他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做出了那个决定，那我也不会对其冷嘲热讽或者打上什么“以u”的标签。

然而，假若这个假设状态下的朋友在巴以冲突中以一种所谓“自由与文明”的立场明牌站台以色列，那么我则会选择大骂他一通然后彻底拉黑断交。

于是不难能看得出来，虽然这两个假设下的对象都选择了“以色列”，但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在资本主义秩序与结构性压迫下被迫进行了选择（即便它不一定真的支持以色列），但后者则是在一种观念的层面进行了巴/以——邪/正的划分，这就是政治立场上所犯下的错误了。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问了：那么，假若有人是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前提和周围环境影响而作出了错误的观点判断，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这也不是什么难讲的问题，毕竟未定型（乃至于为形成）的观点，是可以在认知的不断补充吸收下发生变化的嘛，这也正如阶级意识并非是一蹴而就，阶级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踏入社会生产岗位内就一下子蹦出一样。

最后，让我们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来作为结尾吧，虽然它看上去与本题无甚关系，但我认为在深层次的质性理解上，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 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 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 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 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 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11-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