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的重庆,江水带着秋日的凉意拍打着朝天门码头。十六岁的刘小梅背着行李,站在熙攘的人群里,额前的刘海被江风吹得微微颤动。她刚过完生日不久,脸上还带着少女的青涩,身边簇拥着的,大多是重庆一中的同学,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们要去巫山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东方红108号,开船喽——”船员的吆喝声穿透喧闹,刘小梅跟着人群踏上轮船。汽笛长鸣,船体缓缓驶离码头,熟悉的城市轮廓渐渐模糊,最终缩成江面上的一抹影子。江水滔滔,载着满船的青春与憧憬,朝着巫山县的方向驶去。甲板上,同学们相互交谈着,说笑声随风飘向远方。刘小梅却望着汹涌的江水发呆,她不知道,这片江水的尽头,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人生。
一路向前,乘风破浪,轮船终于停靠在巫山码头。眼前的景象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洋房,没有车水马龙,只有连绵的青山和蜿蜒的土路,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农作物成熟的气息。接待他们的是杨柳公社椿山大队第七小队的陈队长,一个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旱烟袋,满脸络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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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来的知青同学们,一路辛苦了!”陈队长的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巫山口音,“椿山大队条件艰苦,但咱们社员的心是热的,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可刘小梅很快发现,这份“热情”并非人人都有,社员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城里姑娘细皮嫩肉的,哪会干农活?”“添几张嘴吃饭,队里的口粮本来就不够。”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陈队长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磨破了嘴皮,才终于说服社员们接纳她们,队部那两间土坯房子成了她们的临时住所。
土坯房低矮昏暗,墙壁上满是裂缝,门窗破烂不堪。陈队长苦笑着对她们说:“等来年,队里就给你们盖新房。”
当时正是秋收农忙时节,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刘小梅她们就跟着社员们出工参加劳动了。
第一次下地刨挖红苕,刘小梅握着沉重的锄头,学着社员的样子挖下去,可锄头要么嵌进硬土拔不出来,要么力道不足只刨开一层浮土。红苕埋在深处,得顺着藤条小心翼翼地挖,稍不留意就会把红苕刨坏。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透了单衣,手上很快磨出了水泡,钻心地疼。到了傍晚收工,五名女知青,有三个忍不住蹲在田埂上哭了起来,刘小梅咬着牙没哭出声,但也偷偷抹起了眼泪。
陈队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宽慰她们:“刚参加生产劳动都这样,慢慢习惯习惯就好了。”第二天,他特意给知青们安排了相对轻松的活儿——割秧蔓、拾红苕。社员们也都格外关照她们,大婶们会教给她们怎样使用镰刀,大爷们会主动帮她们把割下的秧蔓弄到地畔上。尤其是队里的年轻小伙子们,看这些城里来的姑娘长得白净秀气,他们干活都格外卖力,干完自己的活就跑到知青们的身边搭把手,帮她们装筐抬筐,也帮他们割秧蔓。
在这些小伙子里面,李红军格外显眼。他长得高大结实,浓眉大眼,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他读过几年书,算是队里少有的“文化人”,为人淳朴善良,手脚也勤快。他总是默默地帮刘小梅拾红苕,帮她割秧蔓,冲她微笑。休息时,会从口袋里掏出几颗野果子,偷偷塞给她。看到她手上的水泡磨破了,他会找来草药捣烂,细心地帮她敷在手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乡亲们的帮助和关爱下,刘小梅她们渐渐褪去了城市的娇气。她们学会了挥锄头、割稻谷、种大麦,手上的水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却再也没有人偷偷哭鼻子抹眼泪了。闲暇时,她们会和社员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听大嫂们讲家长里短,听大爷们讲山里的故事,欢声笑语替代了之前的唉声叹气。
之后的日子里,刘小梅和李红军的接触也越来越多。李红军会在下雨天把自己的蓑衣给刘小梅披上,会在她生病时,翻山越岭去给她挖草药,帮她请医生。刘小梅的心,在这些细微的关怀里渐渐融化,她觉得李红军就像山里的大树,沉稳可靠,能为她遮风挡雨。她开始盼着下地,盼着能见到李红军,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心里也会觉得踏实。老话说日久生情,不知不觉间,刘小梅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朴实的山村小伙子。
1973年的冬季,知青们又迎来了探亲的机会,刘小梅和同学们一起结伴回重庆过春节,出发那天,李红军早早地就来到知青点,手里拿着一根结实的竹杠,把刘小梅的行李捆绑好,笑着说:“山路不好走,我送你到码头。”
从椿山大队到码头,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崎岖难行。李红军一路沉默地走着,脚步沉稳,额头上却渗出了汗珠。刘小梅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宽厚的背影,心里很温暖很感动。路上起风了,李红军就脱下自己的外套,让刘小梅穿上。到了码头,轮船即将启航,李红军把行李递给刘小梅,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硬是塞给了她。
回到重庆的家,父母见到刘小梅又惊又喜,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给她做了一桌好吃的。看着熟悉的家,吃着久违的饭菜,刘小梅却想起了巫山的土坯房,想起乡亲们的笑脸,更想起李红军。在一次和父母聊天时,她忍不住把自己喜欢李红军的事情说了出来。
话音刚落,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父亲猛地一拍桌子,脸色铁青:“你糊涂!一个农村农民,你跟他能有什么前途?”母亲也抹着眼泪劝她:“小梅啊,咱们是城里人家,你可不能一时糊涂毁了自己一辈子,你要争取早点招工回城。”他们坚决反对刘小梅在农村恋爱结婚,最后甚至撂下狠话:“你要是敢跟那个农民结婚,我们就打折你的腿!”
春节过后,刘小梅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巫山。她把从重庆带来的糖果和糕点分成几份,一份给了陈队长,一些分给了乡亲们,一份送到了李红军家。李红军的母亲是个慈祥的大妈,她拉着刘小梅的手问寒问暖,留她在家里吃晚饭。晚饭很简单,一碗腊肉,一碟青菜,还有一碗香喷喷的苞谷红苕饭。饭后,李红军送她回知青点,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有月光洒在小路上,拉长了他们的影子。
从那以后,经常有人看到刘小梅和李红军在一起。他们会在傍晚时分,并肩走在田埂上。会在休息时,依偎在大树下低声说话。会在山里干活时,偷偷分享带来的食物。青春的情愫像野草一样疯长,干柴烈火之下,他们终究没能守住底线,偷吃了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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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后,刘小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她和李红军都慌了神,最后还是陈队长出面,帮他们张罗着“成家”。没有婚礼,没有祝福,甚至没有结婚证,刘小梅就这样搬进了李红军家,成了他的妻子。消息传到重庆,刘小梅的父母气得大病一场,差点没气死,从此和她断了联系。
第二年夏天,刘小梅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李念念,名字里藏着对故乡的思念。有了孩子后,刘小梅再也不用下地干农活,每天在家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彻底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看着怀里粉嫩的女儿,听着李红军每天从地里回来后的欢声笑语,刘小梅心里也曾有过片刻的安稳,觉得这样的日子也很美好。
可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插队的知青们开始陆续被招工进城。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城市,刘小梅的心里渐渐失衡了。她开始后悔,后悔当初冲动地嫁给了李红军,后悔生下了孩子。如果没有结婚,如果没有孩子,她也能和同学们一样,离开这个贫穷的山村,回到重庆的家。
这样的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她变得越来越烦躁,常常对着李红军发脾气,看着眼前的土坯房、泥泞路,看着身边淳朴的丈夫,觉得满心都是委屈和不甘。到了1978年,杨柳大队的重庆知青就只剩下刘小梅一个人了。每当夜深人静女儿睡熟后,她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重庆的方向,泪水无声地滑落,最后失声痛哭。李红军默默地陪在她身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能给她披上一件外衣,任由她发泄心中的苦楚。
1979年夏天,好消息传来——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没有被招工进城的插队知青可以回城了。这个消息让刘小梅欣喜若狂,可很快,一盆冷水就浇了下来。政策规定,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不能享受回城待遇。
“我要回城,我一定要回城!”刘小梅的执念越来越深。为了回城,她开始闹绝食,躺在家里不吃不喝,后来甚至极端地喝了煤油灯里的煤油,以此逼迫李红军。李红军看着日渐憔悴、眼神疯狂的妻子,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他知道,刘小梅不属于这里,她的心一直向往着城市。最终,他含着泪点了头,和刘小梅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开巫山的那天,刘小梅没有回头。她把女儿留在了李红军身边,一个人登上了返回重庆的轮船。站在甲板上,看着熟悉的青山渐渐远去,她的心里没有解脱的轻松,反而空落落的。回到重庆的家,她跪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父母终究是心疼女儿,原谅了她。不久后,刘小梅接替母亲的班,进入重庆国棉厂,成了一名车间工人。
有了工作,一切都稳定下来,刘小梅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可每当夜深人静,她总会想起留在巫山的女儿,想起那个对她百般呵护的李红军。女儿稚嫩的笑脸、李红军宽厚的背影,总是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跟父母提出,想把女儿接回重庆,可母亲坚决反对:“你刚稳定下来,带着个拖油瓶,以后怎么成家?”在母亲的阻拦下,接女儿的事只能暂时搁置。
1983年秋天,刘小梅在车间干活时,不小心被机器伤到了左手,造成了工伤。借着休工伤假的机会,她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巫山的轮船。时隔四年,再次回到椿山大队,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青山,那样的土路,那样的土坯房。看到李红军抱着女儿站在村口张望,她心里酸酸的。
在巫山待了两天,刘小梅每天都陪着女儿,给她买糖果,给她讲故事,试图弥补这四年的亏欠。最终,在她的恳求下,李红军同意让她把女儿接回重庆。离开时,李红军送她们到码头,看着女儿被刘小梅抱上轮船,他的眼神里满是不舍,却只是叮嘱道:“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念念,让她好好读书。”
回到重庆后,现实的残酷远超刘小梅的想象。她的工资不高,既要养活自己和女儿,还要贴补家用,生活捉襟见肘。
不久后,李红军也来到了重庆,他想念女儿了。可刘小梅的父母对他冷若冰霜,不让他进家门,每次见面都忍不住对他发脾气、辱骂他。李红军在重庆待了几天,看着刘小梅艰难的处境,看着自己与这个城市的格格不入,最终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回了巫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女儿渐渐长大,懂事乖巧,也知道心疼母亲了。刘小梅在车间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心里却始终空着一块。她时常会想起李红军,想起在巫山的那些日子,想起他的好,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她知道,自己当初太自私,太冲动,伤害了那个最疼她的人。
1992年夏天,刘小梅的女儿已经上了中学。在女儿的劝说下,刘小梅再次回到了巫山。看到刘小梅,李红军愣住了,眼神很复杂。刘小梅含着泪,向他道歉,希望他能跟她进城。
这一次,刘小梅把李红军接到重庆,她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托人给李红军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做棒棒。棒棒是重庆特有的职业,靠着一根竹杠、两条绳子,在码头、车站帮人挑运货物,工作又苦又累,还要受风吹日晒。可李红军不怕苦,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虽然累,但每天都有收入,他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在女儿的撮合下,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刘小梅和李红军之间的隔阂渐渐消融。他们看到了彼此的改变,也更加懂得了珍惜。不久后,两人办理了复婚手续。刘小梅的父母看着懂事的外孙女,看着李红军的踏实肯干,也不好再反对,终于接纳了这个女婿。李红军也终于能光明正大地走进岳父母的家门了。
刘小梅离婚回城十三年后,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一起。
后来,随着政策的完善,李红军作为知青家属,享受了相应的待遇,解决了城市户口问题,还被安置到了一家工厂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城里人。他和刘小梅一起,在重庆扎下了根。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如今,刘小梅和李红军都已经退休,过上了悠闲的日子。女儿女婿孝顺懂事,事业有成,不用他们操心。闲暇时,他们会一起去公园散步,会在家看看电视,会给外孙女做些好吃的。偶尔,他们也会结伴回到巫山,看看那个曾经留下他们青春和爱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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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如今的巫山,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江水上涨,曾经的椿山大队、那些土坯房、那些田地,都被江水淹没,成了水下的故园。站在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刘小梅和李红军的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当年的青春懵懂,当年的艰苦劳作,当年的爱恨纠葛,仿佛就在昨天。
江风吹过,带着熟悉的气息。李红军紧紧握住了刘小梅的手,她的手早已不再细腻,他的手也依旧粗糙,可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暖。那些年的遗憾与悔恨,那些年的艰辛与不易,都在岁月的冲刷下,变成了如今的相濡以沫。江声远去,故梦悠长,她知道,最珍贵的不是逝去的青春,而是身边这个陪她走过风雨、共度余生的人。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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