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千言难尽的老三届

千言难尽的老三届！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

早年，老三届相关话题在网络上颇为火热，如今热度渐消。缘由是老三届的人们年岁渐长，正从七十迈向八十。身为老三届群体的一份子，我们这一群体所历经的遭遇刻骨铭心，纵使有诸多话语也难以抒发心中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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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指的是哪些人呢？是一批往昔的中学生，确切来讲，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学校念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涵盖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再精确些说，是1965年入学的初一、高一学生（即1968届毕业生）；1964年入学的初二、高二学生（即1967届毕业生）；1963年入学的初三、高三学生（即1966届毕业生）。

为什么叫他们“老三届”？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称呼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文革的停课闹革命已经结束，学校开始正常上课也已经好几年了，也有了新的初高中毕业生。不过学制有了改变，中小学由12年缩短至9年（5、2、2学制）。于是人们把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那批中学生称作“老三届”，以示区别。

被称作中学毕业生的老三届，实际上只是在校时长达到或超出了中学学制的有关规定。除1966届外，另外两届仅仅空有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之名。为何会如此呢？原因在于“文革”爆发、高考取消，还停课进行了两年多的革命。

简要概括而言，老三届具备如下相同点：

1、他们大多是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老三届出生于建国前后（1947 - 1952 年），对党和国家怀着质朴而深厚的情感。

2、老三届群体都曾遭遇建国初期，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经济困境，深切体会到生活的艰难，历经了苦难的锤炼。艰难困苦也能砥砺人的精神与意志，面对波折和艰辛，他们富有韧性且有应对之策，坚韧不拔，与当下部分较为脆弱的年轻人有所不同。

3、在中学阶段，他们都经历了“文革”。故而，除了1966届高中毕业生，其他人都未接受过全面且系统的高中教育。即便部分人后来通过高考踏入了大学校园，其知识体系也存在欠缺。

4、在人生观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阶段，他们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给他们留下的印记极为深刻，终其一生都难以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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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们中的多数人，城市户籍的去上山下乡，农村户籍的回乡成为了知识青年，时间短的两三年，长的达十几年。在农村的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们的身心在困苦中得到磨砺，还使他们对中国和农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劳动能力有所提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愈发深厚。他们深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

6、在未来的人生轨迹里，尽管各不相同，但多数人依旧是处于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以及个体劳动者。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因学历专业方面的先天短板以及年岁渐长，他们当中不少人沦为了弱势群体。虽说“老三届”里也有众多英雄模范人物和杰出代表涌现，可令人惋惜的是，鲜有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

举例来说，在科技领域，我所了解到的成为顶尖人才、当选两院院士的“老三届”人士，仅有医学专家陈文娟以及湖南大学建筑工程专业的一位，他们都曾是老高三学生。我专门对清华大学现有的51位中科院院士的年龄和学历状况展开了分析，发现其中只有两位是来自大陆的“老三届”，分别是饶子和（出生于1950年）与程津培（出生于1948年）。

这两位中科院院士，除身为老三届之外，还有一个相同点，即他们都属于工农兵大学生。清华大学的这51位院士，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时间跨度达40年。中学老三届的出生年代跨度是6年，要是这些院士按中学时段均匀分布，那么每6年大约会有7人，然而属于老三届的仅有2人，这能说明什么呢？

在老三届群体中，我对老高三最为熟知，毕竟我本人就是老高三一员；而初中老三届里初一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我则是最不了解。一方面我们那所学校是纯粹的高中，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初一年级的亲朋好友，不过初二年级的倒是认识两个。那我就只聊聊老高三，就以我们班来说，既存在特殊性，也具备普遍。

我曾经就读的高中是河北省唐山一中，这里也是李大钊同志的中学母校。我们入学时，这所学校已经有61年的历史了（它货真价实地起源于1902年的永平府中学堂），校内汇聚了众多优秀教师，在冀东地区声名远扬。1963年起，学校开始在原唐山地区（包括如今唐山、秦皇岛两个城市区域以及12个县和一个国营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唐海县）总共15个市县招生，仅招收320人，分成8个班级（其中3个是女生班，5个是男生班），平均每个班40人。我被分到了8班（男生班），班里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同学数量大致各占一半，此外还有两名留级生（来自唐山市内）。

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轻松惬意，学校依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合理安排文化课程、体育锻炼、劳动参与以及各类丰富多样的活动，哪像如今的学习这般如置身炼狱！那时每日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早晚各有一次自习，周日（当时还没有双休日）能上街闲逛、清洗衣物，一切都自在随心。

尤其是劳动课，唐山一中落实得最为出色，每学期都会安排两周的劳动课程，一周在校内进行，一周在校外开展。校外劳动通常安排在农忙时节，学生们会住在农户家中。虽然干活十分劳累，但吃饭时能尽情享用美食，特别是在唐山周边的生产队，每日都有白面做成的食物，这着实让我们心生向往。即便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日益临近，劳动课也并未减少。

除了校内活动，今日，我们三年级的 8 个班级全体前往如今隶属于开平区的大柳树村，助力村民修缮小水坝。在劳动过程中，打夯、抬大筐这些活儿，女同学也丝毫不逊色。对于这段独一无二的学习经历，我撰写了 40 多篇文章用以回忆，文章取名为《当年我们如何上高中》，并在《今日头条》上发表。

唐山一中女生宿舍 （上图）

毕竟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虽然自1966年春季起就已开始批判“三家村”，“5.16”通知也登上了报纸，6月1号《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学校在6月2号也贴出了第一张针对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但众人依旧天真地觉得高考会照常举行，功课还是得复习。

1966年6月17日夜里，教室里亮如白昼，都九点多了，也没人回宿舍休息。这时，住在学校广播室负责机务的久竟同学冲进教室，冲着全班同学大声叫嚷：“别看书啦，不考高考了！”众人惊愕不已，没一个人信他的话，都觉得他在逗乐。他又说道：“十点我把大喇叭打开，你们听听就知道了！”这话一出，大家都信了。

晚上10点、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开始了。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消息，虽然教室里都有小音箱，还是怕听不清楚，纷纷聚集在大操场的司令台前。新闻先是播送中央的决定，然后又播送北京一些高三学生给党中央信，控诉高考罪状，要求取消这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孽种。

喇叭声戛然而止，刹那间，操场上欢呼声、万岁声如潮水般涌起。随后，有人从学校工厂拿来棉纱，点燃后高举着火把，绕着大操场开始游行。

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这一决定与消息，因此在历史记载里，（文件中表述为延期半年）废除高考的正式日期为1966年6月18日。

此后便是长达两年多的停课开展“革命”。1966年下半年，众人都期望在这场运动里有出色表现，以便日后升学更为顺利。谁承想这件事自此没了下文，局势也愈发混乱，于是热情渐消，情绪起伏不定。那些家庭出身不佳的学生，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前途，大学的门槛恐怕是跨不进去了。实际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仅在1966届存在，而之后的1967届和1968届在中考时就被限制了。

谁都不曾料到，最终大家的结局竟是都无法踏入大学校门。1968年秋季，在我们高中多读了两年之后，对于一些城市同学而言，最好的出路是不用下乡，去大清河盐场、柏各庄农场或者开滦煤矿这类从事最繁重体力劳动的单位当工人，而其余同学则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回乡，全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农民。

既没有毕业合影作为纪念，也没有彼此告别时的不舍留恋，就连毕业证都没有，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家中。所有常规的毕业流程在我们这儿都未上演，高中时光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上面展示的是我同班同学的《学历证明书》，而我的那份，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被我一把火烧掉了。在我看来，它对我而言毫无价值。作为一名社员，并不需要依靠文凭。实际上，我销毁它并非毫无缘由。其一，在中国，高中文凭用处不大，同等文化水平的中专、中师文凭反倒有用，还能包分配工作，大学毕业文凭的作用自然更大。

高中毕业之后，在农村要是没什么人脉关系，别说是当会计了，就算是当民办教师，人家宁愿用连小学都没念完的人，也不会轮到你。再者，学校发的这张纸，并非毕业文凭，上面写着“学历证明”，相关人员懒到连是哪一届毕业的都没填写。

我判断他并非懒惰，而是觉得没什么要紧，反正每一届情况都差不多。这张证明出自学校教导处的刘绍波老师之手，他是位低调的书法家，以如巨笔般的功力写出的榜书，雄浑刚劲，学校的校名牌匾便是他的杰作，自那之后，我再没遇见过有这般深厚书法功底的人。如今把这张纸当作文物来研究，我竟难以分辨它是何种印刷品，是蜡纸印刷的吗？不像。是印刷厂印制的吗？那为何不用印刷字体，而采用刘老师的手写字体呢？

我只能做出判断：外面是用蜡版套色印刷的，里面的内容则是刘老师逐张手写而成。毕竟全校学生总数还不到一千，慢慢书写也无妨。如今我已然有些懊悔，要是我手中有原件，一眼便能辨别清楚了。

自1968年9月分别后，一晃便是20多年。直到1991年班级首次组织聚会，约半数同学得以重逢，彼此倾诉心声。1992年，母校迎来90周年校庆，又有部分同学相聚，彼时大家都还年轻，且处于事业巅峰。2002年学校百年校庆时，参与活动的同学就变少了。2013年退休后，举办了1966届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连续两年又分别组织了1967届、1968届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此前在学校里和同学联系甚少的我，这才开始和其他班级、其他届的一些同学有了交往，也因此对全校老三届多年来的情况有了大概的认识。

全校的情况能够通过我们班的实例来体现：

1、当年上山下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城市，仅有一人在柏各庄农场结婚定居，在此扎根。柏各庄农场在那时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以也没什么影响。

2、仅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获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改革开放后，该同学获公派前往美国留学，最终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美国公民。就我了解，全校1966届仅有两名工农兵大学生，其余的均是工农兵中专和中师生。

3、1977年高考恢复，有一人考上本科院校（北京农大），四人考上专科院校（师范类）；1978年，四人考入本科院校（吉林工业大学1人、河北工业大学2人、河北师范大学1人），两人考入大专院校。这两届总计有十一人升学。

4、从农村返乡的同学大多成了教师，有几位成为了公务员，在县里担任局长等职位，在企业工作的人不多；城市户籍的同学分布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个体经营的寥寥无几。不过有一位同学，夫妻二人一同辞去工作投身商海（停薪留职，有保障），如今事业有成，实现了财务自由。

5、以世俗的视角来看那些被视作成功人士的人，在全班之中，有一位博士、一位教授、一位研究员和一位正高级工程师；在行政方面，有一位正处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里还有三位处级公务员。

“文化大革命”给“老高三”群体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高中多读了两年有余，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正常而言，我本应19岁高中毕业，之后要么去上大学，要么落榜回家务农。谁能料到，都21岁了，还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有个明确的出路，还花着本就生活艰难的父母的钱。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啊！

1982年秋天，我所在的教研组来了一位1978级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她是9年学制体系下的学生，1978年上高一，由于学习出色，按照政策规定，学校准许她参加当年的高考。中小学8年加上大学4年，她总共12年就拿到了大学本科学历，大学毕业时才19岁。我跟她打趣道：“我也是一天没缺地上学（还有言外之意：我也挺厉害），14年多了才高中毕业，你12年就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就权当高中本科一块儿毕业了吧！”说是玩笑话，可其中饱含着我多少心酸呐！

2、不少人错失了上大学的机遇。倘若1966年高考能正常举行，以当时的政策环境来看，我们班起码会有超过30人被大学本科院校录取，其中大概会有十几人考入名牌大学或者重点大学。要是按照如今的录取方式，超过95%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可为何只有30人能考进呢？原因是班上至少有6人家庭出身不佳，他们根本没机会考上大学。1964年“四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的态势愈发严峻，1965年的高考基本就是这样的状况。

然而，当高考最终来临之际，虽说推迟了十一年半的时间，很多同学却并未参与其中，特别是部分城市户籍的同学。由于他们已有稳定工作，还受家庭因素所困，故而选择了放弃。相反，像我们这些农村户籍的学生，身份依旧是农民，面前仅有这一条光明之路，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高考，从而获得了转变身份的机会。

3、曾经的高三学生尽管在学习方面具备一定优势，然而在年龄上却不占上风。当学习成绩并非决定性因素时，无论是在推荐上学还是招工等方面，他们都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已超出政策所涵盖的范围。即便后来通过高考迈入大学校门，此时他们已年过三十，在学术领域很难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相抗衡，更难以取得高端的科研成果。倘若1977年高考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恐怕曾经的高三学生要占据大半名额，所以国家对录取比例加以限制，是合情合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老三届的命运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政策的积极影响以及自身持续拼搏下，众多老三届人士基本都踏上了较为理想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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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老三届的人们都已年迈，然而我们对祖国的牵挂未曾改变。祈愿我们的祖国能够愈发繁荣昌盛，祈愿祖国的人民能够越来越生活美满，祝愿我们的祖国尽早实现和平统一，完成中华民主伟大复兴。同时也祝愿每一位老三届人士都能平安喜乐，生活幸福。

本文来源：命运安排（感谢刘老师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