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撤换东北的司令员，所为何事？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将目光放到了东北，我党从各大根据地抽调精锐出关，期望以此来改变局势。

但是，正因为部队成分复杂，最开始理顺一切也很困难。像基层的后勤给养如何分配、新的军区如何划分、若两支部队合并谁来主导、怎样进行统一指挥等等都是麻烦。

高层间也矛盾频频，最核心的在于，究竟是以城市为主还是农村为主？为此，首长们多次开会讨论。

跟很多人所想不同的是，其实最初支持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才是少数，几位东北的领导都认为占据城市才有发展。在一次会议的争论上，还有人建议撤换力主扎根农村的林司令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8月24日，林司令员与一批干部从延安出发，飞抵太行山东阳关机场。本来他是要去山东担任司令员的，但行至河南濮阳接到新命令，要求转道东北。

最初的几个月，战争烈度不大，双方都有冷静思考的时间，但是到了1945年11月24日，中央从情报系统获悉蒋军正在筹备袭击沈阳。对于守不守这座大城市，东北局内部就产生了分歧。

傅懋恭的想法是坚守大城市，他下令给每个干部都发枪，以此表达与城共存亡的决心。

但林总反对，他认为应放弃沈阳，把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转移到海龙，建立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的根据地后，再图其他发展。

此时傅懋恭是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委（军区司令员是程子华），林是东北民主自治军总司令，傅懋恭的地位比林总高。

林司令员冷静分析了几次，傅懋恭都不点头，最后林火了，说要把部队撤走。傅懋恭知道，这样做仗是没办法打的，大部队才撤离沈阳。

走与留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根源还是出在路线，其中一人不被调走或改变思想，迟早还是会矛盾再现。在东北，矛盾再现的时间是4个月。

1946年3月，东北局部分委员和部分党政军在梅河口召开会议，对创建根据地问题、部队作战方针等问题展开讨论。

傅懋恭和立三同志等人认为要“先攻打长春，后攻打四平”，完成建都长春的构想。林司令员和黄克诚等军事干部则看出目前局势对我方不利，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良好后勤保障，打大仗会吃亏。

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立三同志觉得林总态度恶劣，提出要撤换人选。林司令员见状，要求自治军副总司令吕正操表态。

吕是东北本土人士，他的话语有很大分量，而且他在八路军时期建设过冀中根据地，与傅懋恭、立三同志等白区干部不同。林司令员以为吕正操会支持自己，没成想却听到对方说：

东北这地方，完全依靠农村站不住脚，粮食都给日本人搞到城里去了，农村各方面都匮乏，有些地方连碾盘也没有。我们可以占领铁路支线、中小城市和农村，完全不要城市不行！

吕正操的话让傅懋恭等人感觉得到了支持，争议就越来越激烈，会议不欢而散。随后傅懋恭等人致电中央希望调换军事干部，林也向军委致电说东北局主要领导盲目乐观。

不过此时中央也很纠结，既想要发展根据地，又不愿从大城市撤离，觉得可以凭借目前占领的地区及展现的实力，来获取谈判的筹码，最终国共和平分治。

在1946年1月中央下达的《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就有多处这种复杂的情绪，比如这几句：

“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

“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

原文比较长，这里就不全部贴出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总的来讲，中央仍对和平抱有期望，想以武促和。所以，我们需占领一些城市作为筹码。

最终，中央决定在四平展现出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此逼蒋介石承认共治东北的现实。3月23日东北局下达作战任务时说：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只可惜国民党调往东北的军队都是精锐，武器装备远胜于我方，战局以国民党的胜利告终，我军一路退到松花江以北。

四平战后，和平已无可能，只剩下战争这一条路了。如此时刻，就不可以像当初那样出现各种想法。毛主席思考过后，决定让林司令员来扛起重任。

这个决定也很有魄力，林司令员只是中央委员，而当时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傅懋恭以外，尚有陈云、张闻天、高岗。

毛主席很快对东北进行调整，让林司令员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员，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符合常理的选择，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无疑是正确的。

用黄克诚后来评价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1945年进入东北，当时只有10万人，3年后我们入关时已有百万雄师。10万人进去，百万人回来，还建立了那么大一片解放区，这是我们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功劳，但林也是主要的领导人，这点不能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