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冬,我作为公司指派的自动化工程师,踏上了前往朝鲜的行程。我们公司与朝鲜一家国营矿山机械厂有技术合作项目,我的任务是为他们升级一套老旧的控制系统。与我同行的,还有翻译小张。
出发前,父亲特意叮嘱我:“听说那边物资匮乏,你多带些吃的用的,必要时帮帮那边的亲戚。”我们家在朝鲜确实有一门远亲,是我祖母那边的表亲,姓朴,就在我将要工作的工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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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现场与“优越”的工程师
朴厂长,一位五十多岁、神情严肃的男子,是我的远房表叔。他亲自接待了我们,但态度不冷不热,保持着一种程式化的礼貌。工厂的环境让我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厂房高大却昏暗,机器锈迹斑斑,工人们穿着统一的、洗得发白的工作服,默默地操作着笨重的设备。
我的工作是改造一条核心生产线。当我打开带来的工具箱,露出里面崭新的德国品牌电动工具、精密万用表、还有那台装着最新版工业软件的笔记本电脑时,我注意到旁边几位朝鲜工程师的眼神里瞬间充满了惊奇,如同看到天外来物。但朴厂长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说:“我们靠的是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这些精密仪器,是辅助,但不是根本。”
在接下来的调试中,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一套老旧的液压传动系统总是无法与新控制系统同步。我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流冥思苦想,尝试了多种算法都效果不佳。
这时,一位一直默默在旁边观察、负责日常维护的老工人,怯生生地走了过来。他不会说中文,通过小张的翻译,他指着图纸上一个不起眼的部位,又比划着现场机器的实际运行状态,用夹杂着大量专业术语的朝鲜语解释了他的判断。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电路或程序,而在于一个机械联动部件因为常年磨损,存在几微米的间隙,导致了信号传递的延迟。
我按照他的提示去检查,果然如此!一个困扰我两天的难题,被这位老师傅凭借多年的经验和难以想象的细致观察力解决了。我由衷地向他竖起大拇指,他却只是腼腆地笑了笑,退回到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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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朴厂长邀请我和小张去他家里吃晚饭。这算是一次正式的亲戚往来。我带去了准备好的礼物:给表叔的羊毛衫,给表婶的营养品,还有给他们孙子的遥控汽车和一大盒费列罗巧克力。
表婶做了一桌菜,虽然比不上国内的丰盛,但能看出是倾其所有了:泡菜、凉拌豆芽、煎明太鱼,最硬的一道菜是土豆炖鸡,鸡肉并不多。吃饭时,朴厂长的语气比在工厂时缓和了一些,但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依然存在。
他问我:“听说你们中国,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支付了?连买菜都不用现金了?”
我点头称是,并拿出手机想给他演示一下支付宝。
他却摆了摆手,语气带着批判:“这样不安全,也没有质感。一切都变成虚拟的数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变淡了?你看我们,虽然生活节奏慢一些,但更实在。我们更注重面对面的交流和集体的温暖。”
他又问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我报了一个数字,他听后,脸上露出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叹息道:“唉,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在我们这里,住房是国家分配的,虽然不大,但很安定,不用为了一辈子买不起房而发愁。”
我试图解释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但他似乎只选择性地接收那些能印证他固有观念的信息。在他的认知世界里,中国是一个虽然“有钱”但充满焦虑、人情淡漠、贫富悬殊的社会;而朝鲜,尽管物质不丰,却是精神富足、社会安定、充满“主体性”的乐园。我们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共用一套词汇,却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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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被珍藏的巧克力与孙子的“真话”
晚饭后,表婶在收拾礼物。她拿起那盒精美的费列罗巧克力,犹豫了一下,没有拆开,而是小心翼翼地用布擦了擦外包装,然后起身,准备将它锁进客厅那个看起来最高档的玻璃柜里——那里面摆放着一些奖章、证书和几件显然来自中国的工艺品。
就在这时,他们六岁的小孙子跑过来,看到巧克力,眼睛一亮,嚷嚷着要吃。
表婶轻声哄他:“乖,这个要留着重要日子吃,或者……以后可以用来送人。”
孩子不依,指着巧克力说:“奶奶骗人!上次中国舅舅带来的糖果你也这么说,后来都放坏了!我要吃现在就要!”
童言无忌。孩子这句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一个被精心掩饰的真相。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极其尴尬。朴厂长的脸微微涨红,表婶的手僵在半空。那个被视为珍贵资源、甚至可能用于“人情往来”的巧克力,在孩子最直接的需求面前,暴露了其作为“普通零食”的本质,也戳穿了他们物质匮乏却强撑体面的窘迫。
我连忙打圆场,主动拆开包装,拿出一大半巧克力塞到孩子手里,说:“就是给孩子吃的,放坏了多可惜。”孩子欢呼着跑开了,而朴厂长和表婶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有感激,有羞愧,或许还有一丝被看穿后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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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前,我将工具箱里那套备用的、品质极佳的德国螺丝刀套装送给了那位在技术上点拨过我的老师傅。他接过工具时,双手微微颤抖,眼里闪烁着一种真正属于技术人员的、看到心爱之物时的光芒,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了句:“谢谢……同志!”
回国的车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色彩单调的朝鲜乡村,心里没有来时那种想要“证明”什么的冲动,也没有因为对方的误解而感到气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哀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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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了朴厂长们必须维护的“优越感”,那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柱;我也看到了那位老师傅所代表的、在极端条件下依然闪耀的专业精神。那盒差点被珍藏至过期的巧克力,和那套被珍视的螺丝刀,像是这个国家的两面:一面是不得不维持的、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另一面,是内核中对于美好生活和最朴素技术进步的真实渴望。
2017年的这次技术援助,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财富可以用GDP衡量,但“富裕”的感受,却深植于每个人的认知图景之中。当两个世界的图景截然不同时,任何简单的比较和说服都显得徒劳。我能做的,或许不是在饭桌上争论谁的制度更优,而是将一套好用的工具,交到一位真正识货、也能让它物尽其用的工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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