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方志纯的病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突然恶化的。1989年,他在一次基层调研途中突发晕厥,被确诊为脑血栓。为了避免意外,组织决定将他长期安排在医院疗养,方便随时救治。从此,他再未大步流星地走进省政府大楼,也再没有在稻田间弯腰测量水位,那份雷厉风行的劲头被病榻束缚,却从未被时间磨平。
江西老区的战友常来探望,聊得最多的仍是解放战争后期那段枪林弹雨的日子。每当说起被敌人押往新疆监狱的经历,方志纯总会笑着摇头:“那几年挨过的皮鞭吃过的沙土,现在想想都像一阵风。”旁人听来触目惊心,他却一句带过。或许在他看来,比起牺牲在战场的九十八位同乡烈士,自己已算幸运。
身体每况愈下,医院也只能延缓病势。1993年夏天,连散步的体力都被病痛蚕食。即便如此,他依旧要求护士把日历挂在床头——日期不能混乱,革命老兵最忌糊涂。护士打趣他:“方老,好日子还长着呢。”他微微颔首,却在心里暗暗计算剩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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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方志纯精神反常地好,眼睛带着年轻时才有的亮色。他示意朱旦华靠近:“我有件事得托付你。”一句轻声,却像凿子,敲得朱旦华手一抖,泪几乎夺眶而出。她握紧丈夫的手,努力稳住声音:“你说,我听着。”
“火化后,把骨灰带回湖塘村,埋在松树下。”方志纯说得极慢,像怕漏掉一个音节。朱旦华点头,没多问缘由——对于相识四十年的夫妻来说,一个眼神足够。事实上,这也是方志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她提出个人要求。
为何执意要回湖塘?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记忆拨回1935年。那年腊月,他与几名同乡青年站在村口老松树下立誓:如果不能活着回来,就把骨骸埋在这里,与土地同眠。誓言在烽火年代层层压实,在新疆监狱的寒风里被反复咀嚼。如今硝烟散去,他愿意遵守当初那个再朴素不过的承诺。
7月31日深夜,监护仪上的波形渐渐平直。医生摘下听诊器,轻声说道:“节哀。”病房沉静得只剩风扇的嗡鸣。朱旦华抬头看了看窗外,那棵梧桐被夜色吞没,她却仿佛看见了湖塘村口的松树静静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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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对正省级干部的规定,方志纯的遗体焚化后由家属领取骨灰盒。火炉门打开的一瞬间,朱旦华心口发紧,但她只是深呼吸,把木盒抱在怀里——手指颤抖,却未掉泪。身边工作人员悄悄递来白菊,她轻轻摆手:仪式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赶路。
距南昌千余里外的戈阳湖塘村得到消息,男女老少自发站在进村小道。有人默默别上一朵纸花,有人把队伍排成方阵,连小学的铜号手也穿上旧军装。车一停,乡亲们不约而同摘下帽子,空气里只剩庄稼叶摩挲的细响。七十岁的村支书哽咽着说:“志纯总算回家了。”
松树还在,树干粗得两人合抱。经几位老兵协力,用锄头挖出半人深的坑,安置骨灰盒。填土时,一抔土、一脚踩,都像在为这个战功赫赫却不肯张扬的老人抚平岁月的褶皱。短短十五分钟,仪式结束,人群没有散去,他们静静守在松下,不让黄土被风吹走。
当地档案室后来整理出一份统计:全村仅八百余户,却走出了九十八位烈士,一位省长级干部,以及数不清的伤残军人。方志纯生前多次说,自己只是这群人中的普通一员,不配把功劳写进史册;回到松树下,他实现了“普通一员”的愿望。
暮色降临,朱旦华站在树下久久未动。年少入狱、南疆相守、病榻相伴——这些情节若写成电影,大概要三个多小时。可她知道,现实里再精彩的故事也必定戛然而止。夜风吹走了松香,也吹干了她脸颊的泪痕。有人递来伞,她摇头,转身向村口走去。没有告别的话语,因为这一程已经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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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湖塘村每逢清明都会有人来松下放下一束白菊。没人喊口号,也没人专门安排。路过的农人或许不知道墓下主人曾经治理过全省的财政与水利,倒知道这块地埋着一个信守承诺的老兵——这就足够了。
革命年代的牺牲已被刻在纪念碑上,而和平年代的退场,需要另一种庄重。方志纯用“落叶归根”做注脚,为所有浴血奋战的江西儿女画上一道安静却分量极重的横线。如今松针依旧年年翻新,九十八位烈士的名字也照样在族谱里闪着冷光——有人记得,他们就真的没有走远。
几十年前那棵松树见证了誓言;几十年后同一棵松树把誓言收好。至此,故事讲完,湖塘的夜比往常更静,星子落进稻田,虫鸣微弱,却异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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