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病危，杨振宁回国探望，闲聊问：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1986年5月的一天，北京301医院的病房走廊里传来急促脚步声。推门而入的杨振宁一身风尘，远道而来，只为见到已经极度虚弱的老同学邓稼先。没有寒暄，他在床边坐下，轻声一句：“稼先，我来了。”病房里的空气顿时安静下来，仪器的滴答声成了唯一的背景。

说起这对老友，还得把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在北平崇德中学相识，同桌时常为了一个几何题目争得面红耳赤，下了课又凑在一起掰手腕。抗战爆发后，两家辗转南下，西南联大的草棚教室里，杨振宁的“杨大头”与邓稼先的“邓老憨”再次相遇。战火逼人，课堂常被迫迁到山坡上，可他们对物理公式的推导却比谁都投入，连旁边避空袭的同学都说：“这两人脑袋里装的不是炸弹，都是方程。”

1945年，日本投降。杨振宁远赴芝加哥、普林斯顿深造，最终凭“宇称不守恒”站上诺贝尔领奖台；邓稼先则在普渡大学拿到博士后，回国加入中科院。一出国一回国，两条轨迹看似分叉，实际上都围着“为中国人做点事”那颗心旋转。

1958年，二机部秘而不宣的一纸调令把邓稼先推到大西北戈壁。荒凉，缺氧，资料不足，苏联专家撤离，种种困局像铁箍卡在科研团队头上。他一句“组织安排，义不容辞”便背起行囊。那年，他刚给女儿买下第一本识字卡片。孩子问：“爸爸去哪儿？”邓稼先摸摸她的头，没敢回答。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中国拥有第一颗原子弹；三年后，氢弹爆炸成功。世界媒体惊呼“东方速度”，而实验基地里的人们只是把测试数据再核对一遍，随后简短庆祝，继续钻进简陋的计算室。邓稼先的工作是不许署名的，他的存在对外是空白，对于科学史却是重量级砝码。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到上海。外事干部递上“想会见的人”表格，他第一笔就写下“邓稼先”。周总理批准后，基地紧急派机把邓稼先送回北京。多年没见，两人握手良久，问得最多的是彼此身体。杨振宁想探口风，却又顾及保密，只在临登机前回头压低声音：“咱们的两弹，有没有外人插手？”邓稼先沉默半晌，仅说一句：“振宁，改天告诉你。”次日凌晨，他按总理指示写信，确认“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那封信让杨振宁激动得在上海饭桌旁直接落泪。

时间快进到1986年。多年高强度辐射和劳累让邓稼先癌细胞扩散，医生摇头，他也不再挣扎。杨振宁守在床前，两人谈起年轻时在颐和园骑车的计划未能兑现，又说到交响乐唱片。忽然，杨振宁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国家给你多少奖金？”许鹿希在一旁替丈夫回答：“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听到这句话，杨振宁眉头一皱：“你们不是开玩笑？”许鹿希摇头：“真的，就这么多。”一句对话，包含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境况，也包含了那个时代科研报酬极为有限的现实。

邓稼先其实并不在意奖金。他更意外的是，在生命倒计时的阶段，组织终于允许公开身份。6月24日，《解放军报》整版刊出《两弹元勋——邓稼先》，广播里第一次响起他的名字。有人问他感受，他只说：“我只是千万人中的一员。”话到此处，再多溢美之词都显得单薄。

7月29日凌晨，邓稼先停止呼吸。当天夜里，杨振宁在纽约长岛接到噩耗，他给许鹿希发去唁电：“稼先的无私精神，是你我的永恒骄傲。”字迹略显颤抖，他后来对学生回忆：“那一刻突然感觉，天地之间安静得只剩心跳。”

次年秋天，杨振宁再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专程去八宝山鞠躬致敬。站在墓前，他喃喃：“几十年友情，一生背影。”墓碑旁那束新鲜的白菊，在秋风里微微晃动，像是在点头回应。

两位老友的人生选择迥异，却共同写下中国科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一个把姓名刻进国际物理学殿堂，一个把功绩熔进戈壁深处的蘑菇云。奖金只有十元，可在邓稼先眼里，那不过是一张收据；真正的回报，是让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脊梁。

历史从不因为低调而忽略真英雄。那张十元奖金单据如今静静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柜里，玻璃反光中仿佛还能看到邓稼先朴实无华的笑容，也能想象到杨振宁彼时那句感慨：“稼先，你把最难的路走成了最亮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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