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不久后，公安局出现一起腐败案件，局长李士英下令：枪决

1949年8月14日拂晓，南京路口的报童扯着喉咙吆喝：“军代表欧震被判死刑！”人群一下围拢，报纸上那两个黑体字——枪决——格外刺眼。解放三个多月，新生的上海公安系统第一次以极刑回应内部腐败，这一枪声震遍弄堂，也让不少旧警察的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淌。

消息传到提篮桥看守所，留用警员窃窃私语，有人低声问：“新政权真动真格？”值班干部打断话头，“别猜，纪律摆在那儿。”短短一句，足够让闲话戛然而止。

时间拨回5月27日。那天黄浦江雾气未散，李士英带着第一支红色警察部队入城。接管会议不到半小时，他就把《约法八章》拍在桌面：“想在大上海混日子的，趁早打消念头。”底下有人心中犯嘀咕，却不敢当场吭声。

6月初，榆林分局接管工作展开。25岁的军代表欧震，也挤进了忙碌队伍。表面看，他热忱肯干，夜里却常往弄堂深处钻。没人留意，一个旧时代的幽灵正借新制服掩身。

同一时期，外滩出现另一场风波。7月6日的庆祝大游行队伍被一辆美籍轿车硬闯。司机叫欧立夫，自称美国副领事。警察拦车，他辱骂推搡。案件上报后，李士英只说四个字：“先铐起来。”第二天，《解放日报》刊登拘留决定和道歉书，洋行里炸了锅。有人惊叹：“昔日公共租界那一套不灵了。”这件小插曲，让上海市民见识到新局长不吃软也不吃硬。

就在“欧立夫事件”喧闹的夜晚，欧震悄悄来到了原国民党军官毕晓辉的住宅。他借着查枪名义，再次登门，却把目光落在毕的太太朱氏身上。一番暗示之后，四块银元换来所谓“照应”，更换来了他心中的龌龊打算。自此，欧震隔三差五夜探小巷，与朱氏同居，还霸占国民党残留财物。

7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榆林分局老刘推门进办公室，恰好撞见欧震把玩银元。军供制时期，银元并不多见；老刘只愣了一秒，心里却掀起波澜。当天夜里，他把疑点写成简短材料送到局长刘永祥案头，材料只有一句重点：“银元来历可疑。”一句话，足以拉开调查序幕。

跟踪组很快成立。三日后，欧震再次钻进朱氏临时住处，被民警当场擒获。现场搜出多件金银和枪支残件，朱氏哭着交代：“钱是毕晓辉留下的，都是他指使。”案卷摞在刘永祥桌上，他有些犹豫：欧震是南下干部，公开枪毙会不会打击士气？深夜电话打到市局，李士英只说：“送材料，我看。”

第二天清晨，李士英翻完卷宗，提笔写下：“此案性质坏劣，且隐瞒历史，必须严惩。”他想起1937年延安黄克功案，凶手跟随红军多年仍被处死，理由只有一句：法不容情。李士英在处理建议末尾添了九个字：“敲诈勒索，诱奸妇女，枪毙！”

报告送达淞沪警备司令部，宋时轮批示同意。再呈市长陈毅，陈毅写下“枪毙”二字。手续一环扣一环，没有模糊地带。8月14日，行刑队在郊外靶场执行命令，枪声干脆。行刑公告当晚贴满警署墙面。

处理结果引来的议论并未搅乱公安日常，却让那些留用旧警一夜之间敬畏。“人家动自己人都不手软，我们再开什么口子？”路边茶摊，几位巡逻警员小声交换想法，一碗桂花糖稀凉到晨光乍现。

接下来两个月，上海公安内部展开普查，四百余名有劣迹或档案造假的警员被清理。李士英亲自主持《警员十项守则》修订：进舞厅不得抽老板香烟，不得收票房回扣，不得与舞女私下往来，违者立查立办。这份文件印刷数千份，分局墙面随处可见，字体不大，却扎眼。

有意思的是，制度刚公布，就有人来“试水”。某舞厅老板提出赠送干股，请求延长营业两小时。治安处特营科长回了一句：“想多开门可以，先把守则背熟。”老板赔笑离去，那笔黄金自然没了下文。

1949年底，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城区刑事发案率比接管初期下降近七成，外滩至静安寺的夜班车恢复运行。这些枯燥数字，是李士英用雷霆手段换来的。不到九个月，他把一个漏洞百出的旧警署改造成纪律严明的公安系统。

1950年3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成立，李士英北上赴任。离沪前，市府礼堂组织欢送会。有干部请教治理经验，他抿一口茶，缓缓答道：“权大一点就容易忘记边界，枪声能提醒人。”话音很轻，却让会场落针可闻。

多年后，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李士英偶尔谈起往事。陪护者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那一年如果手软，后来麻烦会更多。”八个字，道出一名老公安对纪律的理解，也写进了那座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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