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后丁秋生处境不好想工作，却屡次被拒，毛主席：应该安排工作

1975年4月，北京玉泉山脚下乍暖还寒。63岁的丁秋生端坐书案，用颤抖的手写下致中央的求职信。信纸只有两页，他却足足写了一个上午——从1966年起，他已连续九年递交类似申请，却一次次石沉大海。信末，他郑重地加上一句：“若组织无事可派，请准许到基层换零活干。”短短十五字，说尽老将军的焦灼。

这封信通过总部军务秘书递到中南海，几天后落在毛泽东的案头。主席扫了一眼，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他挑起眉：“此人我认识，应该安排工作。”批示干净利落，一锤定音。谁也没想到，一道手书批示，让沉寂多年的丁秋生重新进入军中视野。

丁秋生与毛泽东结识，时间要追溯到1930年初秋。那年9月24日，安源小镇锣鼓喧天。17岁的丁秋生挤在人潮中，只见一个高个子赤脚穿旧布鞋，声音洪亮地同矿工交谈，“工人吃猪狗食绝非命苦，是三座大山压着穷人！”这句大白话像一团火焰，让少年的血热了起来。当天傍晚，他跑到红三军第三师特务连招兵点报了名。两天后，他向母亲说起此事，老人家急得直抹泪，他却只回一句：“妈，我不想再给人当牛马。”

入伍第三周，他在夜哨中击毙一只扑营猛虎，“特务连打虎英雄”的外号传遍红三师。紧接着长征、雪山草地、腊子口激战，他总在最凶险的阵位。1935年底，通信警备连随中央到达瓦窑堡。某夜查哨，他与毛泽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交谈良久。“要读书，要学技术。”主席拍着他的肩，“大家都是红军骨干，将来任务大得很。”一句鼓励，让这个只识百余字的通信员背起书本。自此，他养成夜里看文件的习惯。

1938年抗战爆发，军委决定办摩托学校，急需政委。丁秋生却一心请战前线。命令下达，他拒不执行，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严肃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罚虽重，却成为他的转折。此后两年，丁秋生在留守兵团政治部担任巡视员，跑遍陕甘宁的部队和学校，切实体会后方官兵的困难，也认清了纪律的分量。1942年，他被派往山东纵队第一旅任政治部主任，沂蒙山烽火六载，打下腊树峪、蒙阴城等硬仗。建国前夕，他已是纵队副政委。1955年授衔，他被定为中将。

转战半生，他以为可以稍歇，却又被调往海军北海舰队任政委。陆军老兵忽然管舰队，首月里他乘小艇跑遍各支队，发现会议成灾，干部难下基层。于是干脆“关闸”——压缩例行会，把文件减到三分之一。基层反映，“文山会海”一夜见底。可高强度奔波迅速透支他的健康，1964年确诊重病，被免职休养。

1965年年底病情稳定，他向海军党委递交复职申请。被拒后，他自费到石家庄步校蹲点，两个月整理出四本基层政治工作笔记，仍无人接收。此后每年他都写信，回应却始终是“暂缓考虑”。九年的等待耗尽积蓄，老将军甚至靠借书翻译赚稿费贴补家用。朋友劝他安心休息，他淡淡地说：“穿过军装的人，手痒得厉害。”

事情终因那封递到中南海的信出现转机。毛泽东批示后，总政干部部很快给出两个方案：去南京或福州军区任副职，抑或到石家庄、南京高级步校搞教育。丁秋生选择了后者。“临到晚年，带带学生，也算干点实在活。”1975年6月，他抵达南京小营盘，校舍尚在施工，他便披着旧军大衣和学员们一起平整操场。有人问他为何不坐办公室，他笑说：“将来新兵操练一脚下去，地面松不松我得先踩准。”

不久的秋季开学典礼，他站在操场中央讲话不足五分钟，却用上十几句“要学”“要练”。年轻学员议论：“将军口音重，句句催人。”彼时距离他在安源听毛主席演说，恰好整整四十五年。岁月辗转，信念未改。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到来让原本筹建缓慢的南京步校迅速走上正规。课程设置、训练纲领、学员考评，一套连贯流程半年内全部建立。校里流传一个细节：丁校政委每天清晨陪学员跑步，若谁掉队，他便伸手推一把。推完不批评，只说一句：“别让同志把你丢下。”短短十字，被学生当作座右铭。

1978年春，他在批阅完学员毕业考核材料后突感胸闷，经抢救无大碍。医生建议彻底退休，他点头同意，却依旧保持给步校写意见的习惯。后来统计，在校前三年，他共提出修改意见一百四十余条，被采纳率超过九成。很多年轻干部回忆，“政委不多说漂亮话，只问‘够不够实用’。”

细观丁秋生的一生，两次“求学”决定了他的命运：一次是毛泽东在瓦窑堡夜色中提醒他要读书，一次是自己执意离开战场去抗大学习。前者打开视野，后者让他懂得服从与自省。也正因如此，1975年的那封求职申请才会得到最高层的回应——在人事紊乱的年代，有能力又知纪律的老干部，弥足珍贵。

1988年10月丁秋生因病离世。南京步校送来一幅挽联，上联写：“马达轰鸣后院校声声号子”，下联写：“海风鼓荡长江涛涛军魂”，横批只有三个字——“学无止”。这或许正是那位从安源矿洞里走出的红军少年，留给后来者最朴素却最沉甸甸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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