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延安时期，画面中的女同志相当干练，她是谁？

1945年春，延河水刚刚解冻，一位新华社记者举起老式相机，在杨家岭窑洞前按下快门。底片冲洗出来后，人们发现镜头里站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还有一位身着风衣、神情刚毅的女性。她就是在党内被大家亲切称为“大姐”的蔡畅。

蔡畅出身湖南双枪将领之后，却没走寻常闺秀路子。她的母亲在五十岁时与富商丈夫分道扬镳，还跑去读小学，这股子反叛劲深深烙进蔡畅骨子里。1919年，年仅十八岁的蔡畅随母亲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最初每天只靠硬面包和红菜汤充饥。可在蒙达尼公园，她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中文里找不到影子的词，心里像被火苗点了一下。

不久，赵世炎、周恩来等一批年轻人也来到巴黎。夜里，他们常围坐在塞纳河畔的长椅上辩论国家前途。“若想中国不再受欺负，非得组织起来不可。”蔡畅听完，默默记下这句话。1922年，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旅欧学生中屈指可数的女党员之一。

就在巴黎的一个学术沙龙里，蔡畅结识了同乡李富春。两人同年同月出生，只差五天，见面第一句李富春就笑称她“大姐”。一次送她回宿舍，雨大得吓人，李富春把唯一的一件呢子大衣递过去，自己淋成落汤鸡。蔡畅心头一热，半年后，两人在小咖啡馆里交换戒指，革命婚礼简单到只有一束野花。

“大姐”很快迎来母亲身份。可法国堕胎违法，她又不愿耽误工作，犹豫时母亲一句话劝住：“孩子留下，革命仍得继续。”1924年女儿降生，取名“特特”。同年底夫妻俩奉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将襁褓里的特特托付亲友，这一步走得艰难，却更坚定了信仰。

1934年出发长征前，蔡畅的肠胃病已折磨她数月。组织上分给她一匹骡子，她却把缰绳塞给警卫员曹昌：“小伙子，赶路要紧，我走得动。”过草地缺粮，她挖到一点野葱就与同行的女战士平分。夜里风声猎猎，她哑着嗓子带头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步队里的疲惫被歌声冲淡几分。曹昌后来回忆，“她就是行军路上的暖炉”。

1937年到延安后，蔡畅主管妇女工作，事务繁杂却井井有条。延安婚恋观颇为开放也容易纠葛，常有女学员因失恋影响学习。蔡畅总是先开导姑娘：“世界这么大，别把天地缩成一条情路。”随后又拉来男方谈心，把矛盾化小。看似琐碎，却让许多年轻干部恢复斗志。

有意思的是，儿童保育院的创办完全出自她的“母亲直觉”。当时前线烈士子女无人照看，她拍板腾出破窑洞，找来旧棉被、炊具，很快把几十名娃娃安顿好。周末，她会把糖果揣进挎包，领着孩子们散步到清凉山。“孩子，别哭，这里就是家。”一句轻声安慰，让好几个小家伙破涕为笑。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后来回忆：“见到蔡妈妈，才知道亲人俩字什么意思。”

1940年，她到苏联治病兼学习，见到阔别多年的特特。母女相拥，眼泪刚落下就被蔡畅抹去，“哭什么，革命还在路上呢”。短暂团聚后，她继续向莫斯科党校青年学员授课，讲父辈牺牲，也讲中国前线新局势。

新中国成立，她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主持起草1950年《婚姻法》。法案公布那天，她在通告里写下十二个字：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对一个在旧社会走出深宅大院的女性而言，这十二个字是历经三十年烽火锻造的信念结晶。

再回到那张延安合影——前排四位男同志面容熟悉，而唯一的女性身姿笔挺。她的存在提醒世人：在枪林弹雨与谈判桌之间，也需要一把温暖而坚硬的剪刀，去剪断旧枷锁，裁出新天地。能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入镜，靠的从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实打实的担当。

今天照片被放大，风衣上的褶痕依旧，靠右侧衣角甚至能看到补丁。补丁并不影响干练气质，反倒像章纹，昭示着一段不肯妥协的青春。倘若有人问，延安时期最耀眼的女性是谁？答案无需犹豫——蔡畅，就是那位永远的大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