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新兵连每月6元津贴，想着一年攒10元以后娶媳妇

家境寒酸不必赘述，父亲走得早，娘和三个妹妹靠三亩薄地过日子。我是家里唯一能外出挣钱的男丁，可当兵每月才六块，真算不上“挣钱”。同乡的大叔临行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啊，人穷志不能短。”那一瞬，喉咙像被砂纸磨了一下，却一句硬气话也没说出口。

到了新兵连，班长第一句是：“少说话，多流汗。”于是九个新兵在铺位上互相点头，却谁也不敢先开腔。每日流程简单得像算盘：五点半起床、叠被、出操、早饭、训练。麻烦的是，“表现”二字就像带刺的鱼钩，大家都想抓，可一不留神就扎了手。

第一顿饭就闹了乌龙。食堂蒸的是混合馍，白面馍只有一屉，其余都是高粱窝头。轮到我时，屉里只剩一颗白面馍，正犹豫呢，后面战友用胳膊肘轻轻顶了一下。我咬咬牙，捧走那团白馍。傍晚班务会，班长揪着名单批评“挑好剩差”。我的名字被念出来，脸一下子烧得厉害。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给自己定条规矩：以后班里分什么就吃什么，别再让娘在梦里蒙羞。

几天后，“抢活”大战打响。卫生区是练跑速的好场所，谁起得早谁就能挥上那把扫帚。有人干脆在扫帚杆上刻姓氏，有意思的是，还有兄弟把扫帚塞进被褥里，夜巡的老兵差点以为他带了违禁品。看热闹不如投身热闹，我摸去军供销社，用八分钱买了把小铁锹，专挑垃圾坑里最脏的活儿。不久“铁锹兵”成了外号，也算火了一把。

新兵连规矩多，好事却总有天花板。后来大家琢磨出升级打法：锅炉房挑煤渣。锅炉房离营房两百米，风大灰厚，干一次鼻孔能黑半天。偏偏司务长一句话戳到人心窝子：“谁坚持干满一周，连里给嘉奖。”在褪色奖状的诱惑下，我第一个举手。第一晚挑完煤渣往回走，呼出的热气融进雾里，嗓子腥甜。可心里清楚，这种脏活没人跟抢，等于给自己圈了长期“自留地”。

津贴日是每月最亮堂的日子。六元到手，先撕下一张邮局汇款单，按惯例给家里寄去五元。剩下一元不能乱撒：牙膏三角四分，肥皂一角七分，剩下三角九分，攒着。有人笑我“小算盘打得精”，我也不辩，只是在被窝里细算：一年十二个月，抠紧了能攒十块出头。十块钱放到今天不算啥，当时却足够在村里置办一套木柜、两床土布被单。

省归省，读书钱还是要花。新兵连后半期不训练的傍晚，可以去图书室。那堆泛黄的《通信原理》《步兵战术》翻完，我开始买书。最贵的一本《青年近卫军》要一块两，咽了咽口水还是买了。回营路上心疼得直跺脚，可把书翻开，霎时觉得灯光也亮了。

实战拉练出了意外。行军经过一个山坳，班长让我们在村头借锅做饭。肩膀没稳住，咣当一声把瓦盆摔了。老乡皱眉，我赶紧从怀里掏出刚领的六元，全塞他手里。老乡连连摆手，我硬塞：“部队赔的！”其实心里在滴血。那晚宿营，我对着空钱包发呆，耳边只想起母亲在堂屋后叹气的声音。

年末分兵，消息像雪片乱飞。开车兵最吃香，可档案里一句“海外亲属”把我挡在驾驶班外。政工科想把我招去当报道员，谁知指导员临时回家探亲手续没批下来，这条路也断了。最后下来的命令是：调师警卫通信连当话务兵。队列里有人偷笑，我却暗松口气——通信兵至少能接触电台，算是手里有门技术。

专业课一上来就是爬电杆。六米高，看着没啥，真往上爬腿肚子直打抖。规定五秒到顶，双腿卡紧，挂保险带，再用三角扳手固定横担。女兵也同练，一个四川姑娘刘燕第一次上杆，看地面就喊“要命哦”，手一滑顺杆滑下来，肚皮蹭出血道子。卫生员包扎时她还嘴硬：“下回一定五秒！”第二周果然做到了，连队为此破例晚点名加了十分。

训练苦，但成长快。两个月后，夜行军实测线路抢修，我在烟尘里找短路点，用肩膀撑住杆根，让战友登杆。二十分钟恢复通话，军电指挥所传来一句：“通信连动作准确。”那一刻，手心里的血泡仿佛也在发光。

转眼到第二年春，津贴涨到八元。算账时发现，攒下的钱已有十二块六，而母亲在来信里悄悄告诉我：村里来了媒人。我只回了八个字——“暂缓，先干好工作。”信上没落款日期，怕娘拿去借钱。

有人讲，新兵连只是序曲，真正的军旅在后面。的确如此，但序曲若没奏好，后面的乐章也难以合拍。六元津贴、十块小目标、脏活累活抢着干，这些看似琐碎，却把一个口袋里只有旱烟袋、连温饱都欠账的农村青年，硬生生拧进了一条更宽的路。

因为那段经历，如今再见到年轻人夸口“攒钱娶媳妇”时，总会想起煤渣、瓦盆、爬电杆，想起那张折得像菱角的汇款单，还有半夜里娘亲在灯下缝补的背影——六元不多，却点亮了一个家，也撑起了一个兵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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