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VS 泰国人的临终重压

今晚看了一些资料，觉得很有价值分享。直奔主题。

这是人类学家兼医师Scott Stonington的一系列田野调查记录。他观察了泰国家庭（主要由贫穷农民组成的佛教徒。当然了，泰国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如何应对生命的终结。发现，他们虽然明白也接受现代医学的价值与益处，但在生命终结时，却往往会遭遇两种同样强大的道德义务的拉扯，这种拉扯or更加精确而言是一种冲突，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从今日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不知意义何在的混乱终局。。。

Stonington发现，这些家庭在临终阶段不得不面对的两组强大却背道而驰的道德义务，往往凌驾于临终者本人的意愿之上，非常刚性。

义务之一，是偿还生命债——子女对父母赋予他们生命怀有深深的亏欠（profound debt）。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他们必须采取医疗科学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措施，无论代价是多高昂、无论这给病人自身带去了多少痛苦。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债务是通过极其物质化的术语来构建逻辑的→

给父亲上鼻饲管，报答了来自父亲的肉体之赠。给他上透析，报答了血液之赠。给他上呼吸机，则报答了呼吸之赠。为了这个那个的报答，亲人会不惜积极寻求哪怕最具侵略性的治疗，将医疗技术视为身体的延伸以及自己报恩的寄托。

义务二：确保好的死亡（Good Death）→善终与轮回

这是佛教轮回观属性下的义务：要确保亲人来世投胎之后要活得好。可是在泰国，死在医院被认为是非善终的糟糕死法。因为医院充满了由痛苦和疾病带来的灵魂不洁物（spiritual impurities，我头脑里浮现出极富画面感的泰国经典恐怖片场景），并且会闹鬼。泰国人非常认真地认为医院是一个会确切闹鬼的地方。这一切，严重影响着临终者的业力以及来生投胎的前景。

So为保证善终，病人必须在家中、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逝去，周围环绕着他们最在意的财物、尽可能多的亲人。临终者必须处于一种平静安然的状态，才可能拥有美好的来生。

写到这里，看到逻辑上的矛盾了没有？强烈、刚性、不由分说互不妥协，双方都具备强大道德约束力、冲突不可避免。为了尽可能调和，混乱的临终场景里出现了泰国特色的道具：灵魂救护车。是这样的： 终末期患者的亲人为报答生命之债，首先会将患者送往医院接受最激进、最过度的护理。家属会要求坚持治疗、坚持到底，直到医生宣布无力回天的最后一刻。

一旦医生明确给到宣告，那么第二项义务就会立即默契启动：马上、立即、要把随时可能临终的病人搬送转移、拖拉回家。这是一个务必高压的阶段，家人必须争分夺秒带着危重患者往回赶，但求TA能在回到家中、死在家里，并且最重要的是：回到家里自己床上的那个瞬间，必须仍然活着。

这种强烈的执念，需求甚至催生了一种特殊服务→灵魂救护车（spirit ambulances）。灵魂救护车上配备了基本生命支持设备例如氧气罐，目的只有一个：专门用来将病人拉回家里去死。

Stonington记录了一位垂死妇女Jandi的故事。Jandi是一位来自清迈北部山区的39岁建筑工人、长期患病，但一直拒绝就医，直到有一天咳血并昏迷倒地。送到医院后，医生告诉Jandi的儿子和其他亲人，Jandi没救了。家人决定立把她带回家。Stonington获得机会参与了此事全程，他当时是人类学研究生+医学生。

Jandi的家人安排了一辆改装过的旧皮卡，这就是所谓的灵魂救护车了。医院里一名警卫，自称跟随僧侣学习过死生学且具备多年尸体搬运经验，向他们提供了一项特殊服务：尸体防腐液，还解释说，如果Jandi万一死在路上，防腐液有助于让她的灵魂留在身体附近，这样她的灵魂哪怕脱离了肉身，也能跟着亲人回到家里而非到处游荡。

归途相当惊险。Stonington坐在改装车驾驶室里、詹迪躺在床垫上，一根插管从她嘴里伸出。Stonington必须干活：要用手动气囊泵向往她肺里不停打氧，以确保她的心力维持，防止灵魂与肉身过早分离。旧皮卡沿着曲折的道路驶向北部山区的丛林之际，Jandi的儿子顶着风声高喊必须到家、一定要到家！如果她在途中死去，就必须换地方或者先将尸体停在路上，以免她的灵魂迷失。

最终，Jandi艰难无比地活着回到了家。几天后，她在自己的床上去世。她的家人认为，这次痛苦而昂贵的往返行程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灵魂锁定在身体里，直到抵达一个能够释放的安全地点。Jandi的死亡被亲人认定为毋庸置疑的善终。

从现代生物医学&临终护理理念等角度来看，Jandi痛苦且昂贵的往返行程是毫无意义。然而她的家人却坚信，所有痛苦和奔波都是值得的。

感慨。一般认为佛教很适合在人的临终场景提供安宁和对死亡平静接受的心态准备，但现实运作中，却在虔诚的佛教国家泰国形成了一套远比外界想象更沉重的操作准则。关键矛盾在于：善终的执念要求必须心境平和、必须地点得当、必须过程正确，是一场无法拼凑与重来、不可犯错的任务→死得不对会影响来世、地点不对会灵魂迷失、临终不宁会损害业力，最终还可能波及整个家庭。这样的精神重荷早已不再是宽慰，而是巨大的压力。

同时，生命之债让子女陷入另一重困境：哪怕佛教反对执念，他们依然必须尽最大可能延命、甚至不惜不择手段地过度医疗，否则就会违反佛教的另一个标准那就是生命的报恩。同时，还要担心延命太久会影响善终瞬间的地点要求。这种双重高压很容易在抢救与临终之间步步惊心、焦虑万分。这里都还没有考虑这些北部泰国家庭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以及死者本身在折腾过程中的痛苦与恐惧。这一套基于佛教做题家标准答案的临终行为规范，实在太累了。

说这些绝无批判诋毁佛教之意。我自己从佛教世界观里感受到不少正向、有价值甚至有趣的元素，和现代医学临终护理理念比，颇有可互补穿插之处，然而一旦过于执念于宗教寄托（当然一定会有人说这些案例中存在很多对佛教的俗用甚至曲解，换言之并非正宗佛教思维，但又有谁能说清临终场景的正宗佛教操作边际应该精确画在哪里呢），会很容易发现解决方案造成的问题，比原来的还大。

个人觉得，没有简单正确答案的复杂世间才是有趣的，那样才会促成真正的思考。而真正的思考如此有意思、令人充满兴致。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