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骂日本人？

关于鲁迅是亲日派的说法，在互联网上长期广为流传，甚至连李敖也曾跟风碰瓷。

这些人无非是想暗示，鉴于某种曾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以及处于对某些日本友人情感上的照顾，鲁迅在中日关系上对日本人保留了很大的余地，似乎由此得出鲁迅对民国的揭露，更多是处于某种别有用心。

尤其是，一向自视清高的李敖，居然也来断章取义的碰瓷，嗨，这就有点“岂有此理”了。

今天这篇文章，咱们就来较较这个真。

1933年5月1日，鲁迅在上海，身上穿着伴侣许广平为他编织的毛衣

要是按照七七事变为起点来算，鲁迅确实是不曾批评过侵华战争，毕竟老爷子早在1936年就去世了，断然是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可要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那就有点睁眼说瞎话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之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中，就用周氏文笔对日寇进行了抨击，顺带着还“阴阳”了一把民国军阀：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膺惩”，惩罚之意，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为自己侵略行为找的托词，意思就是你们先搞排日仇日抵制日货的，所以我才要惩罚你们。

鲁迅直接拿来引用，就是借此嘲讽日本人的虚伪，中国民众明明是受害者，却被包装成罪魁祸首，岂有此等本末倒置之理？

最后那句“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更是直接点明了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目的，即，为了奴役中国民众和掠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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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25日，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批判国民政府的抗日态度：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如果这还不够，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1932年1月28，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6天以后的2月3日，鲁迅、矛盾、丁玲、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际力量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2月7日，鲁迅再次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一二八事变，对鲁迅的抗日思想形成至关重要，在这次事变中，鲁迅家正处于交战区，他书房里的书桌，在28日夜被子弹洞穿，30日，鲁迅一家简单收拾，赶往他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避难。

这位内山完造亦非常人，相关介绍我们后边再补充。

抵达书店以后，鲁迅在这里意外的撞见了自己的弟弟周建人一家，也由此得知了一个让他后怕不已的事情。

周建人，为何会出现在内山完造的书店里呢？

事发次日，大量日本侨民扮成便衣队，配合日军陆战队在街头大肆抓人，而周建人一家，也及其不幸的被逮捕，内山完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着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以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

“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事实证明，内山完造关于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意残杀无辜百姓的回忆是正确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最初的六七天内，北四川路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就不下40余人，被拘捕后下落不明者更是不计其数。武昌路上的三元宫、北四川路上的东洋大戏院、广东大戏院和日本小学都成了日本宪兵肆意拘捕、蹂躏和残杀中国人的场所。

如果不是这种机缘巧合，周建人一家，恐怕就要“不知所终”。

3月10日，战争基本结束，13日，鲁迅一家搬出内山书店。在给友人许寿裳的回信中，他这样回忆：

“……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难，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

鲁迅这一生，先后经历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九一八，但没有任何一件事如“一二八事变”这样让他印象深刻。

从1932年出版的《南腔北调集》到1936年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有关民族危机问题的杂文不断增长。

比如《我们不再受骗了》《论“赴难”和“逃难”》《九一八》《观斗》《航空救国三愿》《战略关系》《伸冤》等诸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民族存亡的警钟，鲁迅毫无疑问地成为抗日作家的旗手。

其中有一段较为经典的跟日本人的辩论，常被后人断章取义曲解，在此详述一二。

1935年10月21日，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来到上海。由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引荐，其人跟鲁迅在江湾路六三园见面，两人简单几句以后，画风突变。

野口米次郎问：“日中亲善友好能出现吗?”

鲁迅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个人的说法。”

野口米次郎再问：“现在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后要是没有安定群众的力量，那么适当的时候，把国防和政治像印度委托给英国那样行不行呢?”

对于这种侮辱性的提问，鲁迅并没发怒，而是及其冷静的答复：

“这么做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两人的此次交锋不算是第一次，因为早在野口米次郎来华之前，因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邀请，鲁迅在改造社的《改造》月刊上发布了大量文章，其中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要骗人》等多篇文章，正是对中里介山、野口米次郎等日本学者对侵华辩护的驳斥。

这位叫野口米次郎的日本诗人并未作罢，三年以后，时值抗日战争期间，他在给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信中，居然大言不惭的说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甚至颇为委屈的抱怨道：

“这次战争并非是疯狂杀人，而是为了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反被他们（指印度）严厉地谴责？”

他的荒唐言论最终激怒了泰戈尔，泰戈尔在信中愤怒的回应：

“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界，文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文学家是有国界的，在民族危难之际，鲁迅的抗日情怀，正是一个国人本应该具备的良知选择。

对鲁迅指责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即说他总是在批判国人的种种劣根性，对于侵略者的日本国人，却少有指责，甚至还提出要向日本人学习。

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谈及日本国民性的核心在于认真，并与当时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性格进行比较，在鲁迅的眼中，想要国家真正进步，靠骂更是骂不死敌人的，有时反而是要主动向仇敌去学习。

骂国人，是为了促进民族觉醒，骂日本人？难道是为了帮日本人改掉毛病？如果不是帮助日本人改掉毛病，那靠骂日本人，挽救国家危难骂？

总是唱反调的鲁迅，自然是被他们打入了收日本人的钱、专门写文章黑中国人的汉奸行列了。

鲁迅的回应无奈却又诙谐：假设我真做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他们还敢来开口吗？怕是没有的。

有心人从鲁迅身上挑不出问题，于是就从他身边人身上做文章，这里边就有台湾学者李敖。

李敖曾批评鲁迅，说鲁迅不敢骂日本人，尤其是不肯骂内山书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这位内山书店的老板，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内山完造。

可是如果诸位，如果你们知道内山完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怕是要你骂你也骂不出来。

1933年鲁迅和内山完造

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1917年创办于上海北四川路，早期卖一些基督教传教书籍，后来开始推销一些便宜的医学小册子，五四运动以后，内山书店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以及进步意义的书籍，由此开始在上海站稳脚跟，甚至发展成了日本在上海的最大人文书店。

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对进步书籍控制及其严格，挂着日本人头衔的内山书店反而成了难得的“漏网之鱼”，各种唯物论、马克思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书籍，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在鲁迅之前，李大钊，陈独秀，郁达夫、天汉、郭沫若等一批进步人士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鲁迅在1927年10月成为“沪漂”以后，因为常来书店买书，跟老板内山完造夫妇也就成了好友，在上海的一共九年时间立，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了千余本图书。

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凡事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书籍，一律被划为反动宣传品，上海的几乎所有进步书店都被查封，紧接着在1930年，国民党又颁布了更加严格的《出版法》，对于左联的相关刊物如《萌芽》、《拓荒者》全部封禁。

唯独，内山书店凭借着其公共租界的位置，以及其日本人的特殊身份，继续销售左翼作家书写或者翻译的进步书籍。

在整个三十年代，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中，有330多种书籍来自内山书店！

不仅如此，内山完造还通过日本出版界的朋友，在日本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我们前边提到的，鲁迅在改造社的《改造》月刊上发布的那些文章，而改造社的老板山本实彦，正是由内山完造牵线介绍给鲁迅的。

更为冒险的是，瞿秋白被害以后，鲁迅将瞿秋白翻译的优秀书籍集结成《海上述林》出版，却在国内找不到人愿意出版，最后还是由内山完造出面，在日本印刷出版，然后运回国内由内山书店代售。

1935年，方志敏被捕牺牲，他写给中央的报告和遗书，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被转交给鲁迅，然后由鲁迅转交给中央。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内山书店，是那个年代上海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避难所，更扮演了我党在上海的通讯站的角色。

一二八事变中，内山完造利用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一边为驻沪日军烧火做饭，提供饭食，同时也出面担保，以朋友的身份营救了不少上海居民。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随着中日关系的愈发紧张，留给内山完造可以转圜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国民政府而言，他是亲共人士，甚至有日本间谍之嫌疑，对日本而言，他又是亲抗日分子人士，甚至一度被日本驻上海特高科拘留盘问。

有一说一，一个日本人，在敌对环境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了。

鲁迅曾为内山完造辩解：

“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真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山完造回到日本，发起成立中日友好协会，此后多次回我国，参加鲁迅的周年（14周年、16周年、20周年）纪念会等等，可以说，对于鲁迅乃至于对中国人民来说，内山完造都是一个厚道的老朋友。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国庆在即，内山完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遗憾的是，已经74岁高龄的内山完造在抵达北京以后，突发脑溢血，最终病逝于协和议员，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内山完造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他的亡妻墓旁。

内山完造夫妻合墓

这样一个用自己的半辈子证明了自己的人格的日本人，鲁迅为何要骂他？我们为何又要骂他？仅仅是因为他的日本人身份么？

“大师”李敖可能不会想这么多，毕竟他没法体会到内山完造对我党乃至于新中国的贡献，更多的可能是，内山完造日本人的身份，能够更容易挑动公众神经，乃至于完成对鲁迅的人格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