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上将庾恩旸，因老婆貌美35岁被暗杀，后代如今成明星火遍全国

1918年2月28日凌晨，贵州毕节郊外的军营里，巡夜号角刚落，庾恩旸端着茶，向勤务兵李炳臣点头示意。“天还冷，炭火添些。”这是他最后一句话。片刻后，一声闷响，子弹穿胸而过，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滇军名将倒在营房门口，血迹在冰面上迅速凝固。

消息传回昆明，震动滇中。两天后，云南督军署发布讣文，追赠“陆军上将”。表面风光，内里却是重重迷雾。李炳臣行刑一样被拉去枪决，审讯不到半天，“主犯畏罪”的结论匆匆出炉。办案速度之快，令军中老兵直呼“蹊跷得很”。

时间拨回十六年前。1902年，昆明西门外的私塾里，14岁的庾家次子交上了一份全是“甲等”的卷子，引得塾师连声称赞。父母既已早亡，兄长庾恩锡只得紧衣缩食，把弟弟送进云南府中学堂。第二年，学校选派优秀学生赴昆明高等学堂深造，他又一次考在前列，从此命运拐弯。

昆明高等学堂毕业那年，东瀛留学潮正盛。靠兄长与同乡集资，庾恩旸搭上轮船前往东京，入读陆军士官学校。课堂之外，他频去神田街头的同盟会秘密据点，听蔡锷、谢汝翼议论“驱逐鞑虏”。几杯清酒下肚，他在杂志上连写三篇檄文，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日本警方盯上了他，他却一句“学成即归”轻描淡写。

1909年秋，他踏上滇南红土地。云南新军正换装德式步枪，缺教官。年仅21岁的他被推到讲武学堂讲台。白天教刺杀，晚上和学员睡稻草铺，半月后全营射击考核，子弟兵打出滇军史上最高环数，学员们私下叫他“庾枪神”。

辛亥风雷骤起。1911年10月30日夜，昆明城灯火黯淡，蔡锷、唐继尧、庾恩旸三人对坐。有人提议再等等，以免列强借机干涉。庾恩旸把茶杯猛地一拍，“速举才是上策，机不可失！”一锤定音。八点，武器库露出火光，起义被迫提前。九点，重九的枪声划破夜空。黎明前，督署大门轰然被攻开，云南正式宣告独立。

战功显赫的他，本该平步青云。可两年后，唐继尧接任都督，官阶轮到庾恩旸时，却只给了个参谋部部长。军中传言：“升官看脸色。”更有人当面提醒他，“惹不起唐都督，躲开点。”庾恩旸淡然一笑：“习武之人，怕什么？”

唐继尧真正的心思并不在军务。1915年，省府举办赈灾义演，来宾云集，庾恩旸携妻钱秀芬出席。钱氏出身书香，眉目生辉，一举一动端庄得体。大厅里，唐继尧目光停在她身上，几乎没有挪开过。有意思的是，当晚结束时，钱秀芬道谢：“唐都督，多承招待。”唐只回了两个字：“久仰。”调子放得极低，却意味深长。

之后的日子，在唐家茶会、宴席、唱堂会场合，两人相逢次数愈发频繁。闲谈里，钱秀芬对唐说：“我夫功名不显，委屈了才情。”唐捻胡须笑道：“才情可补，机会我来给。”听在一旁朋友耳里，味道不对，却不敢明言。

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上演，北京形势陡急。庾恩旸奉令北上讨逆，行前仅得半日与妻相聚。临别时他说：“十日可回。”钱秀芬轻掩门帘，没说话。贵州毕节行营成了他人生终点。

刺杀案处理方式太过仓促。军法处原本要细查弹道、动机，唐继尧却以“军情紧迫”为由催促结案。更诡异的是，李炳臣家属后来在昆明置办了两进大宅，买田四顷。卖家称“款项来自督军署补助”，消息传开，流言四起。

不到一年，唐继尧公开迎娶钱秀芬，铺张程度堪比西南王府。婚礼那天，大观楼外百姓围观，有老翁摇头叹道：“英雄刀下死，美人帐中藏。”话传进唐耳朵，他面沉如铁，却未追究。

庾家人明知真相，却无力复仇。庾恩锡选了另一条路：让兄长的名字留在市井烟火中。他筹资创办卷烟厂，取名“大重九”，寓“重九起义”之意，又暗含对兄长的思念。卷烟行销西南，利润转而投向实业、教育，滇中乡镇多了一批“重九小学”。

几十年转瞬。1949年，庾家麟随国民党撤至台湾。父辈教他兵法，他偏爱音乐。青年时代，他常对朋友调侃：“我祖父是参加革命的，可我只想弹钢琴。”1971年，他的儿子出生，取名庾澄庆。

这位华语乐坛的活跃歌手，走红后曾被媒体问及家族往事，他笑得坦然：“先人之功，我不敢居，唱好眼下的歌就行。”外界听来一语轻松，背后却是三代人跌宕起伏。

庾恩旸被害已逾百年。官场秘辛、情欲纠葛与军阀野心编织成复杂网线，破题者难求，真相或许再难挖出。可是，重九两字仍在卷烟盒上闪着微光，提醒后来者——风云变幻中，总有人为信念与爱情付出代价。

战争年代，人命轻如鸿毛；亦有血性男儿，刀口舔血，只为理想。在重九起义的硝烟里，在毕节凌晨的寒霜里，这一点从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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