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一妇女病逝，临终前对清洁工丈夫坦白：我曾是大清皇妃

1931年8月25日，天津国民饭店37号房间，三个西装革履的律师正整理着文件。门被推开，一身素色旗袍的文绣走进来，鬓角还沾着些许风尘，眼神却异常坚定。她将一份早已写好的诉状递过去，声音平静却掷地有声：“我要和溥仪离婚。”彼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不足一月，溥仪正忙着与日本人密谋复辟，这位末代皇妃的举动，让“皇家颜面”扫地。诉状上“同居九年，未蒙一幸”的字句，被各大报纸争相转载，人们惊叹于这个女子的勇气，称这场离婚为“刀妃革命”。

文绣的祖上曾官至礼部尚书，算得上满洲名门额尔德特氏。可到她1909年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早逝，母亲靠着做工勉强拉扯三个女儿长大。即便家境贫寒，母亲仍坚持让文绣读书，她天资聪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书法更是清秀工整。1921年，12岁的文绣因品行端正、才学出众，被选入宫中成为溥仪的候选人。起初溥仪看中了她，欲立为后，却因皇太妃们嫌弃她家境清贫，最终改立婉容为后，文绣则被封为淑妃。1922年11月，不满14岁的文绣踏入紫禁城，住进了长春宫。

刚入宫时，溥仪还曾对她流露过些许温情，为她添置留声机，送来上好的丝绸针线，两人偶尔也会吟诗作对。可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婉容的西式做派更合溥仪心意，后宫的天平渐渐倾斜。婉容的冷嘲热讽、太监宫女的见风使舵，让文绣的处境愈发艰难。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文绣跟着他颠沛流离至天津。此时的溥仪满心只有复辟大业，对文绣的劝阻置若罔闻，甚至在她反对与日本人勾结时，动手打了她，将她彻底打入“冷宫”。静园里，文绣住的房间狭小简陋，三餐常常是残羹冷炙，她写下《哀苑鹿》，将自己比作困在牢笼中的鹿，字字皆是辛酸。

这样的屈辱生活，文绣忍了九年。1931年，在妹妹文珊的帮助下，她借着外出散心的名义，逃离了静园。溥仪得知后又气又急，派人大肆搜寻，还让族兄写信斥责她“忘恩负义”。文绣的回信字字铿锵：“我已是民国国民，当遵民国法律，男女平等，岂容他人强迫？”经过两个月的拉锯，1931年10月22日，双方签下离婚协议，溥仪支付5万5千块大洋，却附加了“终身不得再嫁”的条款。文绣为了获得自由，含泪应允。

1932年，她改回本名傅玉芳，在一所小学教国文和图画。站在讲台上的日子，是她人生中难得的舒心时光，学生们喜爱这位字写得好、讲课生动的老师。可好景不长，“末代皇妃”的身份被曝光，记者蜂拥而至，好奇的围观者堵满校门，文绣只得在1933年底辞职。

1937年北平沦陷后，投靠日本人的警察、保长频频上门勒索，文绣耗尽积蓄，不得不卖掉房子，靠做体力活维生，甚至曾在街头卖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经人介绍，她在一家报社找到校对员的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国民党退伍军人刘振东。刘振东出身贫寒，17岁当兵，四十多岁仍孤身一人，时任中南海库房管理员。他老实本分，待人温厚，得知文绣的遭遇后，更是处处体贴照顾。

文绣起初顾虑重重，溥仪带给她的阴影太过深刻，但刘振东的真诚渐渐融化了她心中的坚冰。1947年，两人在北平举行婚礼，简单却热闹。婚后刘振东开了间小车行，文绣辞掉工作，在家看书画画，烫了时髦的卷发，穿上漂亮的旗袍，偶尔和丈夫一起吃馆子、听戏，过上了久违的安稳日子。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刘振东主动交代历史问题，后被分配到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夫妻俩搬到辟才胡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尽管生活清贫，可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温馨和睦。文绣从未提及自己的过往，刘振东也从不追问，只当她是个命运多舛的普通女子。1953年9月18日，文绣在做家务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年仅43岁。弥留之际，她拉着刘振东的手，轻声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秘密：“振东，我本名文绣，曾是大清的淑妃。” 文绣的葬礼简单朴素，街坊四邻纷纷前来帮忙。

多年后，有人问起这段婚姻，头发花白的刘振东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眼角带着泪光：“我这辈子，得到了皇妃的真爱。”他记得文绣写字时的认真模样，记得她做饭时的专注神情，记得她受了委屈也从不抱怨的坚韧。对文绣而言，从锦衣玉食的皇妃到布衣蔬食的清洁工妻子，身份的落差从未让她怨怼，因为她终于在平凡生活中找到了久违的尊重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