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戴手铐的女遗骨，鉴定后确定，她就是中央苦苦寻找的人！

1975年，重庆意外出土了一具特殊的遗体。

当时歌乐山金刚坡的玉米地里，一个普通的农民赵炳贵，早上下地干活时，锄头突然砸到了一个硬物，他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块石头，可再一挖，却发现地下有骨头，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骨头上居然还套着一副生锈的铁手铐。

当地村民很快听说了这个事，警察也随即赶到现场，随着法医、公安、党史研究人员陆续到场，这起“意外”发现，逐渐揭开了一段尘封二十多年的历史线索，谁能想到，这具遗骨背后，竟牵扯出一个被中央多年寻找的人。

法医团队在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尸骨保存得还算完整，初步判断是女性，年龄大概三十岁左右，她的手腕被一副铁手铐反扣着，姿态非常不自然，整个人像是被强行蜷缩着埋进土里的。

头骨左侧有明显的钝器伤痕，颈椎错位，推测是被勒死的，更重要的是，这副手铐并非常见的那种，而是铆钉死死钉住的款式，锁孔锈得几乎无法辨认，内径仅5.3厘米，明显是女性专用型号。

法医根据骨头和土壤的腐蚀程度判断，这具遗骨已经在地下埋了至少二十五年，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大概是在1949年前后，这个时间点在重庆的历史上并不平凡。

就在解放前的1949年11月，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发生过大规模的秘密屠杀，大批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后来虽然清理出了三百多具烈士遗体，但始终有一部分人被列为“失踪”，始终找不到下落。

所以，当这具遗骨被发现后，公安机关立刻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取名“七·二三专案组”，就因为发现的时间是1975年7月23日，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查出这具遗骨的真实身份。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当年重庆那一带的户籍档案并不完整，战乱时期很多资料都烧毁了，想通过户籍排查身份，根本不现实。

专案组还想过一个方向，就是去找当年从渣滓洞、白公馆幸存下来的老同志，请他们来辨认，但骨头毕竟已是几十年前的了，当年的幸存者年纪也大了，记忆模糊，根本没法确认。

于是乎，手铐成了唯一的线索，专案组把它的样子描绘成图纸，送到多个兵工档案馆进行比对，但始终找不到一样的型号，这条线索也陷入了僵局。

案子就这样卡了半年多，到了1976年春节前，专案组的人都开始觉得无从下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细节改变了一切，有人推荐了一个曾在国民党监狱系统工作过的老人徐春生，他曾是渣滓洞的狱医，专案组找到了徐春生，把手铐图纸拿给他看。

老人看了很久，突然问图纸上锁舌旁边是不是有两个很小的字母，专案人员一听，马上用高倍放大镜观察，果然在锈迹下隐约能看到“U”和“S”两个字母。

徐春生立刻认出，这是“美制32型”警用手铐，这种手铐在当时极为罕见，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从美国带回来的，总共只有两百副，专门配给重庆“特别庭”使用，也就是说，能戴上这种手铐的人，基本都是国民党认为的“极其重要人物”。

而徐春生说，他一生只见过一次这种手铐戴在犯人身上，那是个女同志，特务们都叫她“杨大小姐”，她的真实名字，似乎是“杨汉秀”。

这个名字一出来，在场的党史研究员立刻变了脸色，因为杨汉秀这个人，早就在被“失踪”的烈士名单中排在显著位置，她出身四川名门，是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家庭背景优渥，但她在抗战时期秘密去了延安，化名“吴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她接受了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以“杨大小姐”的身份回到四川，打入国民党高层，开展隐蔽战线的工作，她利用家族背景成功混入杨森的圈子，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1949年，她在重庆南岸被捕，随身携带的电台和军事部署图让她的身份彻底暴露。

杨森为了保全自己，亲自下令将她秘密处决，她被关进渣滓洞后，多次被要求“悔过认罪”，但始终没有妥协，1949年11月23日清晨，距离重庆解放只有三天时间，特务们用绳子勒死了她，然后连夜把她的尸体拉到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草草掩埋。

这个细节与赵炳贵发现遗骨的地点完全吻合，专案组随即查阅了1952年的“肃特”运动档案，翻出了一份老特务张明选的交代记录，他在被处决前交代自己参与杀害过一名女性共产党人，并明确提到她是杨森的亲戚，埋尸地点就在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底下。

同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也发来了新消息，在手铐的铆钉缝隙里提取到一种微量的组织残留，化验后发现血型为AB型，专案组赶紧查延安时期的党员档案，杨汉秀登记的血型，正是AB型。

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他们将这具颅骨送往北京进行“颅像重合”技术鉴定，专家找到了杨汉秀生前唯一一张清晰的正面照片，经过反复比对，发现颅骨与照片的五官特征高度吻合。

就在这个时候，杨汉秀的女儿李继业也从外地赶了回来，她带来了一本母亲生前用过的笔记本，书页夹层中保存着一封组织上开具的介绍信，信中清楚写着：“兹有本党同志吴铭，受中央委派，特派回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信上还有王维舟等人签名。

这封信被送往北京进行笔迹鉴定，专家确认字迹完全一致，所有线索拼接在一起，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可以确定这具遗骨，就是杨汉秀。

1977年，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向中央递交报告，请求追认杨汉秀为革命烈士，不久，中央做出批复，同意认定。

1980年11月25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杨汉秀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那具沉睡地下三十年的遗骨，终于回到了集体烈士的队伍中，她的灵柩覆盖着党旗，墓碑上写着：“杨汉秀烈士之墓（1913—1949）”。

当年发现的那副“美制32型”手铐，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由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

从1975年发现，到1977年确认身份，再到1980年葬入烈士陵园，这期间跨越了五年，而杨汉秀的事迹，也在1980年代后逐渐被更多人知晓。

重庆歌乐山附近的渣滓洞、白公馆如今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市民前往参观，杨汉秀的事迹也被加入了讲解手册，无数参观者站在她的墓碑前，读着那个年代的名字，重新认识了这位曾经隐姓埋名，为党工作至死的人。

这个案子的出现，不只是让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回到历史中，更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这是公安系统、历史研究者、老一辈见证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它是一种对历史的认真回溯，也是对事实真相的一次完整交待，每一副手铐、每一块骨头、每一页档案，都藏着无法忽视的故事。

这不是偶然发现的“文物”，更不是一桩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的全部痕迹，把她找回来，是对她的尊重，把她安葬好，是对历史的尊重。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