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中国申遗四十载，千山万水踏歌行

文｜悦迪

如果将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视为中国开始参与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今年恰逢中国申遗40周年。这条道路，从来不是坦途。正如《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一书所述，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探索。从首批申遗时的小心翼翼、反复磨合，到如今以自信姿态参与世界遗产事务，这40年，是中国不断读懂国际规则、打破文化隔阂的40年，更是将中国的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推向世界的40年。

《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

吕舟 等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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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有的文明馈赠

在普通人眼里，世界遗产或许是长城的蜿蜒、故宫的恢弘，是泰山的雄奇、西湖的温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这样诠释世界遗产的价值：“世界遗产是先人遗留给后世的宝贵馈赠，它不仅是现代人生活的文化载体与自然环境基础，更是我们计划传承给未来世代的珍贵财富。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持续激发着无尽的灵感与创造力。”

世界遗产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它的全球性视野。它超越了国界与领土的界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构建起“人类共居地球、共享资源”的全球共同体理念。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应对这份遗产怀有敬畏之心，扛起保护的责任。其实，对世界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意识，早在《世界遗产公约》正式出台前就已在全球萌芽。人们渐渐意识到，那些承载着人类共同记忆的珍贵遗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守护。

1960年，埃及政府面临一个两难抉择：修建阿斯旺水坝可以解决国家的水资源短缺和电力紧张问题，但大坝蓄水后，尼罗河上游努比亚地区的大片土地将被淹没，阿布辛贝神庙、菲莱神庙等一批珍贵的古代遗产也将长眠水底。危急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倡议，一场跨越国界的遗产保护行动就此展开。

到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脚步进一步加快。在巴基斯坦，组织对公元前3000年的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在印度尼西亚，对婆罗浮屠佛教遗址的修复工作也顺利推进。

彼时，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但生态破坏、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千山万水》一书指出，正是这些早期的跨国保护实践，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为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要成为世界遗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世界遗产公约》的定义来看，遗产主要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后来又增加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这一类别。

项目要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首先，要符合世界遗产的十条评定标准中的至少一条。这十条标准涵盖了文化、历史、艺术、科学、生态等多个维度，比如体现人类创造力的杰作、反映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建筑或遗址、与重大历史事件或传统信仰相关的场所、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自然区域等。除了符合评定标准，申报项目还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完整性和良好的保护状况。同时，申报方还需要对同类遗产进行比较研究，证明项目具有独特性。

当然，如果某遗产对象具备高度价值与真实性、完整性，但保护状况堪忧，如因地震等自然灾害遭受严重破坏，面临毁灭性威胁，可依据紧急程序直接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例如，伊朗的巴姆古城在地震后损毁严重，便作为紧急项目被列入名录，并获得了世界遗产基金的资助，以支持其逐步恢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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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之路并不平坦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这标志着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融入全球体系，也开启了中国申遗的漫漫征程。

1987年，中国迎来了申遗史上的第一个丰收年。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泰山、敦煌莫高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六项遗产成功入选。这六项遗产，无疑是当时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对于“要不要申遗”“申遗有什么意义”等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存在巨大分歧。

殷墟的历程，堪称中国申遗路上的一个生动缩影。从1998年学界开始关注殷墟申遗，到2006年成功入选，8年时间里，无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梳理殷墟的价值，考古工作者深入发掘，证明殷墟的历史地位；为了保护遗址整体风貌，当地政府开展大规模拆迁整治工作，将遗址范围内的居民和企业有序迁出；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殷墟，工作人员创新展示形式，提出“大地博物馆”的理念。一系列扎实的工作和双向的磨合，打动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最终让殷墟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申遗之初，面临的不仅是价值认知上的挑战，还有保护理念上的差异，就连长城的申遗之路都充满了波折。由于长城绵延万里，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都罕见，世界遗产委员会此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申报项目。相关部门不仅要做大量解释工作，让国际专家理解长城的独特价值，还要花费巨大精力撰写申遗材料，详细阐述长城的历史沿革、保护状况等内容，最终才让长城顺利入选。

木构建筑的保护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修缮古建筑时更换腐朽的木料、修补受损的结构，是延续建筑生命的常用方式。但西方专家对此难以理解，他们认为这样的修缮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违背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则。为了消除这种误解，中国文物专家要经常远赴世界遗产大会，用详实的案例和耐心的讲解，一遍遍向国际专家解释：中国古建筑的“修”，不是破坏，而是守护。更换腐朽木料，是为了防止建筑坍塌，让它能够继续屹立；修补受损结构，是为了保留建筑上的历史信息，让这些信息能够传承下去。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社会终于理解并认可了中国的木构建筑保护理念，这也成为中国遗产保护理念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千山万水》还提到，中国的遗产类型极为多元，涵盖了建筑奇迹、宗教艺术、水利工程等诸多领域，许多承载着东方文化内涵的“活化石”，都曾因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知晓。比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汇集了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等众多古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国际专家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理念并不熟悉，为了让他们理解，工作人员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详细解读“天地之中”理念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些古建筑如何体现这一理念，最终让项目成功申遗。

天灾人祸，同样考验着中国的申遗团队。2017年申遗成功的鼓浪屿，在前一年国际专家现场考察期间，遭遇了超强台风莫兰蒂的袭击。应对台风灾害过程中，大量的社区居民志愿者、驻岛机构工作人员、商家店主等在第一时间加入灾后重建。考察过程中，国际专家不仅看到了鼓浪屿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更被岛上居民对遗产的热爱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所打动，评价鼓浪屿是“全球公民精神的重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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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的中华文明之珠

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上，一个个遗产项目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勾勒出一条跨越时空的历史轴线，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博大精深。

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等，共同描绘了一幅史前文明“满天星斗”的璀璨画卷。殷墟展现夏、商、周三代中商代的文化特征，秦始皇陵则反映了中国进入统一王朝时代壮阔的历史过程。丝绸之路与长城等项目，勾勒了自汉代一直延续到明代的文化交融长卷。南北朝至隋唐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等，不仅展现了佛教艺术的东渐与本土化过程，也见证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宋、元、明、清各代，从宋代的大足石刻到元代的元上都遗址，再到明清时期的北京中轴线及十三陵等，均以其独特的魅力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宝库。近代以来，如澳门历史城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等遗产的加入，更为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素材。

在《千山万水》看来，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三孔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青城山、武当山则是道教文化的圣地，它们共同展现了儒、释、道三种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共存。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皇家园林，更是清代处理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场所，体现了清代“怀柔远人”的治国智慧。皖南村落、平遥古城、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则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筑风格，展现了中国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皖南村落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是江南水乡文化的缩影；平遥古城完整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县城格局，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活化石”；福建土楼以奇特的圆形建筑形式，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防御外敌的生活智慧；开平碉楼则是近代侨乡文化的见证，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

还有一些遗产项目，以其特殊的概念意义，丰富了世界遗产体系的内涵。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秩序和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观的生动体现；土司遗址的申报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中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空白；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以壮观的岩画群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古代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为世界岩石艺术增添了新的类型。

可见，中国的申遗之路，不仅是将一个个遗产项目推向世界的过程，更是中国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的过程。未来，随着更多中国遗产项目走向世界，相信会有更多人读懂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中国也将以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