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将文化遗产“活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

风光旖旎的杭州西湖，有“中华第一城”之称的良渚遗址，通达江海、运济天下的京杭大运河……素有“文物之邦”美誉的浙江，拥有多处世界遗产，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对于这些遗产背后的申遗故事，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可谓如数家珍。他亲自参与了浙江多处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也亲眼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

日前，在浙江举行的“钱江潮涌 撷英求是——浙江20世纪建筑遗产活化利用学术研讨”系列活动上，单霁翔在杭州与温州苍南两地分别作了题为《用中华优秀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的演讲。他以一贯幽默而平实的语言，回顾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年来的历程，以西湖、大运河、北京中轴线等为例，讲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守护走向动态传承，以及如何有机融入城市的更新发展之中。

单霁翔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求是大讲堂作题为《用中华优秀遗产讲好中国故事》的演讲。

他还特意讲述了20世纪建筑遗产这一常为人忽视的建筑遗产类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而工业遗产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亦承载了时代记忆和技术文明的变迁。那些已经生锈的机器、废弃的厂房如何再度融入城市活的肌理，参与当下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塑造？从温州的矾山矾矿遗址出发，单霁翔讲述了从南到北、全国多地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案例，让我们不妨跟着他的足迹重温那段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岁月。以下是他此次演讲的编辑摘要：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变迁

2025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共同遗产”理念，标志着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的确立。中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并于1987年首次申报成功6项世界遗产，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遗产保护中的地位。这一阶段的成功不仅是技术与学术工作的成果，更标志着保护理念的根本转向——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思维形成。长城的整体申遗提出了“完整性”原则；泰山的申报确立了“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类型，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天人合一”哲学，为国际遗产分类体系提供了东方范式。

在地方实践中，杭州经验具有代表意义。杭州首先提出申报西湖。这遇到两个难题。第一个是概念问题。有一个北欧的学者，他说，“我能举出100多个北欧的湖，都比你们西湖山清水净水质好，为什么西湖要申遗？”所以我们要破解这个，要告诉来考察的国际专家什么是中国的湖泊。

我们把专家们请到扬州瘦西湖，在那里召开了“大地与水：景观美的认知国际研讨会”， 向他们介绍西湖的文化内涵——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产物，是千百年文化积淀，是诗、书、画的结合体。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与城市发展协调。西湖的空间特征是“三面云山一面城”，为了保护它，杭州做出承诺，不在“三面云山”上新建建筑。城市建设转向钱塘江两岸，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要知道杭州可是蓬勃发展的省会城市，每年建设量非常大，但今天无论是荡舟西湖里，还是漫步苏堤白堤，看不到任何一个新的建筑物挡住三面云山，这是一个奇迹。

杭州西湖景色。（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大运河的申遗也是杭州牵头的。从2004年起我和其他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大运河申遗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大运河究竟哪些元素要申遗？我们是在反复行走、多次研讨中渐渐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总结出大运河有16种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也有历史景观、建筑景观、水利工程景观、运输景观、河道景观、街区景观、园林景观、商业景观、民居、民俗、生活、生产、艺术，还有运河沿线的城镇景观。可以说，大运河把人与自然，历史与当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都知道文物保护，也知道文化遗产保护，这两个概念一样吗？并不是。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历经六方面拓展：其一，从单一文化要素走向文化与自然复合体系；其二，从静态转向活态景观，如传统村落、江南水乡；其三，从古代遗产延伸至20世纪遗产、我们当代的遗产；其四，从单体建筑扩展至有关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的廊道及线性遗产；其五，从纪念性建筑拓宽至传统民居、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等；其六，从物质保护扩展至非物质文化整体保护。这使得遗产保护成为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逐步形成“学术支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使遗产保护融入城市规划、教育传播与公共政策的协同体系之中。

申遗成功后，我们提出要让大运河“活起来”——让它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只有让民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才会形成尊重并自觉守护遗产的良性循环。过去二十多年来，大运河经历了从“保起来”到“美起来”再到“活起来”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进步的生动体现。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也成功纳入世界遗产

去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副标题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的一条城市轴线，更凝聚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

我邀请大家“用两分钟走一遍中轴线”。从北端的钟鼓楼到南端的永定门，共有15个遗产构成要素。元代的万宁桥是大运河与中轴线的交汇处，再往前走是中轴线天际线最高点景山，再往前是巍峨的故宫、之后你将看到太庙与社稷坛的对称格局，天安门与金水桥的庄严序列，永定门的巍峨气势等，它们完整展现了古都的宏伟秩序。

如果从南向北走，你会感受到中轴线所体现的从生态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五位一体”城市文明格局：永定门至天桥两侧茂密的古树，正阳门至大栅栏的林立商铺，故宫至午门的政治中心，午门至景山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景山至钟鼓楼的烟火日常。这样的城市轴线，世界上独一无二。

在景山公园上拍摄的北京中轴线风光。（图片来自新华社）

我从小生活在中轴线两侧，后来又有幸参与了中轴线保护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故宫外筒子河污水横流，我们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三年整治让碧波重现。进入21世纪，为保护老城和中轴线，北京将大体量建筑外移至四环，把中轴线两侧广阔的区域划成世界遗产的缓冲区，并划定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留了1.5万组传统民居四合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绿色屏障，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才有了可能。

2002年至2012年我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中轴线迎来古建修缮的集中时期，比如2002年启动的故宫百年大修，天坛、祈年殿的大型维修和景山寿皇殿的修护。永定门的复建更是一场坚持——我们要求“原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最终使一座复建建筑也能被列为世界遗产。

历经十余年艰苦的清理整治和不懈努力，北京中轴线终于申遗成功。更令人振奋的是，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也随之被纳入世界遗产。申遗过程中，部分西方专家主张中轴线仅代表古代遗存，而中方强调其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发展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等建筑，延续并强化了古都中轴的空间秩序，形成古今融合的文化景观。这表明，世界遗产不仅属于古代文明，也应涵盖现代文明成果。“北京中轴线”的成功经验，为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与评价提供了重要启示。

20世纪建筑遗产代表的文明链条不能断裂

温州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有很多被着力保护的20世纪建筑遗产，包括利济医学堂旧址、温州天主教总堂、中国银行温州支行旧址、浙江省温州中学、温州新华书店等，反映了城市百年间的现代化进程。

浙江省温州中学。

元代画家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画的正是温州朔门古港的景象，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繁华，可见当时这里已经是重要的港口。过去我们不知道朔门古港具体在哪儿，直到2021年底,朔门古港遗址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这是重大发现，城南城墙、城外设施与码头连成一体，完整再现了北宋以来的历史环境，被列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也揭示了温州作为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建议在朔门古港建立大型遗址博物馆，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那样整体覆盖展示，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历代叠加的历史层次。

这是温州苍南的矾山矾矿遗址矗立的煅烧炉，可以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工业遗存景色。这里的炼矾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迄今已逾六百年，其所在的福德湾矿工村保留有与明矾矿业从业者生活相关的许多遗存。苍南没有大拆大建，工业遗产、古街区都得到了妥善保护，成为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

温州苍南矾山矾矿遗址矗立的煅烧炉。

这让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二是工业遗产的保护。十年前，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共同发起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动员了大量专家参与。“第一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与研讨会”就在故宫宝蕴楼前的广场举行。宝蕴楼是故宫里最年轻的建筑，建于1915年，当时为存放从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运来的23万件文物而建。2015年我们修复完成，让它在百岁生日那年重新开放，成为故宫早期院史陈列馆。

那次大会上有吴良镛先生、谢辰生先生等老一辈专家，都近百岁高龄。自2016年起，我们每年推介约100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至今共计1000项，其中温州就有5项被推介。20世纪是人类发展最剧烈的时期，今天我们身边大多数的建筑都建于那个时代，但因为“离得太近”，往往不被珍惜。可人类的文明链条不能断，我们的前辈创造了这些遗产，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应该被尊重和保护。

我认为，优秀建筑师的作品值得被尊重，他们的努力也应当被珍惜。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只是留住建筑，更是留住时代的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

工业遗产的价值还在于工艺与社会精神的传递

20世纪建筑遗产当中，工业遗产是一个重要分支。我们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些过去比较少被重视的文化遗产类别。

单霁翔在温州苍南县玉苍大讲堂作题为《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的演讲。

其实从广义上讲，像都江堰这样的古代工程也是工业遗产。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顺应自然建造了这一水利工程，体现了“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等中国古老的工程智慧。它没有建高坝，却保障了四百多万亩良田、三千多万居民的生活，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就是古代工业遗产的精神价值与科学意义。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历代坚持修复和维护。工业遗产要成为活态的遗产，必须持续地保护。

再来说西藏与云南交界处的芒康县盐井古盐田。那里的古盐田有上千年历史，是当地人生活与文化的珍贵结晶。后来听说要建水电站，盐田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北大著名教授宿白先生给我写信，希望保护盐田。我去实地考察后，也积极呼吁，最终云南和西藏方面都同意不再建高坝，保护了这片独特的文化遗产。藏族、纳西族人民至今仍祥和地生活在盐田两岸。

我还曾建议设立黄石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片区。湖北黄石是一个工业城市，有四项对中国工业影响重大的遗产：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华新水泥厂旧址。铜绿山三千多年前就开始采铜，是“曾侯乙编钟”的铜源。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是张之洞创办的，当时生产了全国大部分钢铁。始建于1907年的华新水泥厂，是中国最早的水泥生产企业之一。今天，这些都被保留下来，建成了遗址公园、博物馆，展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历史。华新1907文化公园内，每一处铆钉、每一段弧度都还原着当年的工业风貌，老窑、旧磨机等设备被完整保留，成为展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立体博物馆”。这些遗产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文化振兴的重要依托。

浙江的龙泉窑也是典型的工业遗产。龙泉窑生产青瓷，历史悠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龙泉不仅保留窑址，还开设了博物馆和研学活动，我还试过亲自打龙泉宝剑，但被火星烫了裤子，看来技术活不是人人都能学的。

说起工业遗产的转型，不得不提到北京的首钢。当年为了改善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首钢做出了大规模减产，最终在2010年停产。首钢地处长安街延长线，当时房地产开发浪潮汹涌，我们希望不要将首钢切块出售，而是能建成一个完整的大型工业遗产公园。

我们参考了德国弗尔克林根钢铁厂的经验，认为首钢甚至具有更高的保护和展示价值。最终，在首钢停产前后，我们与企业进行了多轮研讨，确保三座高炉、28根大烟囱、工厂管道、食堂、宿舍等核心设施完整保留。2010年的12月20号的零点26分，首钢浇筑完最后一炉钢，工人制作了一块铁色记忆的牌子，第二天清晨一一在横幅上签字，永远告别了工厂。

如今的首钢已经成为一个集文化、旅游、体育、商业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高炉和工业设施被保留并活化为展示厅、数字化展览区和儿童活动乐园；冬奥会的赛事设施亦被保留，成为世界唯一的高台滑雪保留场地。首钢国际会展中心内，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连续展开，成为北京白天与夜间都活跃的公共场域。这个工业遗产以真实、完整的面貌，继续为城市生活服务。

首钢园区内景。（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安徽池州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旧厂房。这座看似不起眼的老厂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叫“贵池茶厂”，这里的老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建厂之初由工人们自行建造的木质连装生产线还在运转不停。它们所承载的不仅是池州的工业记忆，更见证了中国“小三线”建设时期的艰苦与创造。

像上海、南京、醴陵、长春、景德镇等地，都有大量的工业遗产正在被保护和活化利用。比如景德镇通过开办博物馆、产业园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学习陶艺，为古老的陶瓷技艺的延续与创新带来新的希望。

所以我认为，工业遗产不能只是看、不能只是封，要让它“活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延续至今的技艺。工业遗产的价值不单纯是物质形态的保留，更是工艺与社会精神的传递。我们应当以文化遗产为动能，推动城市从单纯的功能性向文化型城市的转型，让历史的根基成为未来发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