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系统，而非女性

在女性一生的历程中，会遭遇多少性别歧视、骚扰、不公？或许每个人都可以列举一个长长的清单。本文选自英国作家劳拉·贝茨的文集《修复系统，而非女性》，原标题为《清单》：

”让你拥有属于自己的清单，那是你的故事，怎么做由你来决定。但是谁也不能以善意的空话或性别歧视的过时托词来抢走、否定、拒绝、贬低或擦除它。它属于你，而且只属于你。它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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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单与大多数人的一样，早在我意识到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爸妈带着我刚出生的弟弟第一次去爷爷奶奶家，离开时她在汽车副驾驶座上发现那件又丑又重的金首饰，从那时起，我的清单便开始了。那份礼物是对她连生两个女儿后终于生出儿子的奖赏。五岁的我全然不知，自己已被人掂量过，估过价，并被认为不够好。

在小学时，这些现象让我倍感困惑：人们“打趣”说“女人脚小，可以更靠近厨房水槽”，一些孩子认为“给我做个三明治”是一种有效的侮辱，以及操场上男生归男生踢足球，女生归女生跳绳。八岁前，我被别人逼着“挑选”以后要嫁的男生（我慌张地报出了我表亲的名字）。九岁前，我最要好的朋友为了躲避玩亲吻游戏时追着她跑的男生，慌不择路撞上了墙壁，磕掉了半颗门牙。坐校车去郊游时，孩子们在纸条上写好与性行为和同年级男生名字相对应的数字，然后相互传阅，你必须从中选两个数字，并承受大家对你“与谁谁做过什么”的嘲笑和奚落。后来，我爸爸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那一刻我惊恐万分，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想解释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想参与的，却说不出口。

十三岁那年，有一次我从更衣室出来准备上游泳课，听到男生们在用0到10的分数给女孩们的身材打分。我感到愤怒、恐惧、羞愧和屈辱。可女孩们没人吱声。我得知在同龄人中，一个女孩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男生觉得她有吸引力和想跟她上床。我听到班上的男生用“荡妇”和“大象腿”这样的字眼描述女生。他们传阅一支“魔法笔”，笔上画有美女的图案，把笔倒过来就可以慢慢脱去她的衣服，我为此愤怒，却被他们嘲笑。现在，校车后部的游戏已经升级为转瓶子和“胆小鬼”了——男生用他的手沿着你的大腿内侧一直往上摸，直到你“胆怯”到让他停下来为止。

当我开始在这个世上成长、经历种种时，各种教训也随之累积。不仅有在学校学来的教训，还有外面社会上的。到十四岁时，我被人跟踪、吹哨、呼喊、搭讪和提出非分要求的次数已经多到无法计算。在街上看到陌生男人朝我走来，我已学会条件反射般地躲闪。看到一群男人走在人行道上，我学会了赶紧过马路。在公共场所，我从来没有过百分百的安全感，可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也说不清确切是从何时开始的。这只是我的日常现实。

我从无数杂志文章中读到过那些连我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自身缺陷，以及教我如何弥补它们的建议。我翻看一本女性周刊，封面上画有一个“羞耻圈”，表达了该杂志对某位女性名人的橘皮组织或腰腹赘肉的厌恶。十三四岁时，我偷偷地买“速瘦”奶昔，藏在学校的桌肚里。我时刻都收紧自己的肚子。我的身材平平无奇，可我与它的情感联系变得痛苦纠结。不管生活中有其他什么事在进行——考试、交朋友、上音乐课、参加学校话剧表演——我都很少不在担心自己看起来发胖了。晚上我躲在房间里，认真地按照杂志上剪下来的“度假身材训练营”的锻炼计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动作。去度假前，我几乎完全停止进食。我只允许自己早餐吃一把麦片，午餐也只吃一把。我们出门后第一晚出去用餐，因为我的身体很久没有接触过油腻的食物了，我整个晚上都在浴室里呕吐，并且不敢发出大的声响，以免被家人发现。

学校里有一节专门给女孩上的课，课上警察告诉大家，如果有人侵犯你，要大喊“着火啦”而不是“有人强奸”。显然，这样人们更有可能回应。我想，同一时间男生们大概在踢足球吧。学校的课程从未涉及与性同意或健康关系相关的内容，更不用说强奸、胁迫和侮辱了。所以当一个男生对我做一些我不想发生的事时，我不知道如何拒绝，如何阻止他，除了原地僵住，我别无他法。事后，我坐在马桶上看着血迹，我从来没有把发生的事告诉过任何人。

十五六岁时，有一回我穿了一件胸前印有文字的紧身上衣，一位男老师在走廊里拦住我，抓住我的双肩，色眯眯地将每一个字慢悠悠地大声念出来。当我向另一位老师倾诉，说我们需要服装部购买打底衬裙，因为在一次舞台剧排演中，我们穿的白色礼服太透了，他咧嘴一笑，对我说（当着大部分是男生的同班同学的面）：“可我们就是想看你们的内衣啊。”另一位男教师在某一节英语课上，坐在一个女生的课桌边缘，噘起嘴问她：“你觉得我性感吗？”

十五岁那年，我在假期兼职打工时，收到一位年长的男同事发来的不得体的电子邮件；我被叫到经理办公室，他们斥责我说都是因为我穿了短裙。差不多同一时候，街上的男人开始告诉我要笑一笑，打起精神来，因为那种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他们似乎不会想到，也许我不再在公共场所微笑，就是因为已经发生过了。

每年年底，学校的校舍都会举办圣诞派对，女生们比赛把奶油从直立的香蕉上舔下来，同时还会大声宣读一长串关于女生和不同男生的风流韵事的小道消息，引来一阵阵笑声。我上高中时，一位新来的老师问我，有没有想过整场活动完全将女生简化为她们的性经历，只根据她们与男伴的关系来定义她们。我茫然地看着她，从未想过还能有其他的看待方式。当我们到达学校的圣诞晚宴时，已经到场的男生们开始大叫，并扯着嗓子唱起了《谁放出了狗狗》。

读大学时，在一次社交活动中，我们女生被按外貌排成一排并被评头论足；男生们问，他们是否可根据他们带来的红酒的价值，挑选想要共进晚餐的女伴。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位教授，每年都会佩戴黑袖章来哀悼女性被允许上大学的那一天。我的男朋友参加了年终足球晚宴，带回来一个奖杯——“魔掌心”奖，授予公认的被女朋友“管得服服帖帖”的球员。

到二十岁那年大学毕业时，我已经遭受过性侵犯，被迫在舞台表演时裸露上身（我坚持了自己的底线，但这段经历还是让我泪流不止），还被两个男人堵在街上，他们叫嚣着要对我图谋不轨。

我家有个亲戚对我弟弟选择在大学学习语言感到很失望，显然这个专业并不合适且没有什么出息。当我抗议说我学的是英语时，那个亲戚竟然笑道：“你读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你是女孩。”

我的演员生涯刚刚起步时，有一回去参加试镜，我被要求脱去上衣；还有一回，我和另一个女孩被带入一间昏暗的房间，他们要求我们俩发出越来越响的高潮声，直到选角导演满意为止。我还参加过一个广告试镜，有一个男人坐在门廊上喝啤酒，一个女孩从他大腿上盖着的毯子下探出头来，让人们联想到她刚刚在做什么。还有一次试镜，我与一位年轻演员搭档拍一个场景，剧情是一群男人疯狂地想要摆脱他们唠叨不停、痴迷于节食的妻子，竟然用餐具挖隧道，成功逃离豪华水疗中心（当然，还喝到了冰凉的啤酒）。当我提出剧本有点性别歧视时，我的试镜搭档不悦地告诉我，这其实非常贴近生活，反映了他认识的每对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

我搬去伦敦后，回家路上被一个男人跟踪，不管我怎么赶他走，他都不理；走在街上，我遭遇陌生人对我的乳房指指点点，还对我的私处发表侮辱性言论；有一回在地铁车厢里，我害怕地坐着，外面有一群男孩在月台上追赶我的列车，列车开动时，他们用力敲打着车窗朝我大喊大叫。还有两次，一次在购物中心，另一次在公交车上，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公然隔着衣服自慰，他们凶狠地盯着我，仿佛在挑衅我，吃准我不敢采取行动。在公交车上，我又一次遭到了性侵犯。我大声呼救，可没有人前来帮我。

我的身体在街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有一次，我在一条昏暗的街上从两个男人身边走过时，其中一个转头对他朋友说：“我真想拿刀抵住她。”另一天，我走在一条僻静的路上，一群男人驾驶着面包车开过。他们放慢车速，打开侧滑门，对我做出拖拽的动作。我赶忙逃走，不确定他们是否只是在“开玩笑”。我浑身发抖，但也为自己的反应感到羞愧，因为毕竟“什么也没有发生”。

所有这些经历都有联系，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是女孩，后来则是因为我是女人。其中大多数对我而言已经司空见惯。直到这些早年经历过去二十多年后，我才开始了“日常性别歧视项目”，才开始认识到事件之间的联系。

这份清单似乎耸人听闻，其实不然，它再寻常不过。

这还不是一份完整的清单。其中的有些我以前提过，有些则没有，没有关系，我不打算事无巨细娓娓道来，而且也没有必要。不愿意的话，你也不必分享你的经历。不过，正视它能帮你看清楚往事。

因为如果你是女性，你很有可能也有一份类似的清单，它也许跟我的有所不同，也可能夹杂着其他形式的偏见，比如种族歧视、恐同、年龄歧视、阶层歧视、残障歧视、跨性别恐惧症、反犹主义等。你也许非常清楚这些经历，也可能从未意识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真实的，或者没有影响到你。仅仅去思考这些经历，就可能让你震惊不已。这也许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它们毕竟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但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压制、默默忍受和消化它们，以至于需要一些时间和痛苦的努力才能真正回忆起来。

起初会有一些明显的事件，那些迅速浮现在脑海中的事。可你越是仔细回忆，越有可能记起来并开始质疑。一些细微的小事真正刺痛过你，但你说服自己，是你过于敏感了。其他人告诉你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误会。芝麻绿豆大的事，你知道它们并无恶意，你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评判。是我想多了吗？是我大惊小怪吗？难道真的发生过？你的清单上会有许多你压抑多年的往事，一些你怀疑的事。让它们重新浮现可能非常痛苦。即使在你努力回忆时，你也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不停地否定和弱化这些事。是我的错吗？是我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样？我是不是引诱了他？

你会问自己这些问题，是因为在你的一生中，别人一直在问你这些问题。是你自找的吗？你是不是在夸大其词？你确定吗？你真的想小题大做吗？

当你一生都在经历某些事时，你就很难让自己正视它们，更不用说看清它们不同寻常或错误的本质了。更困难的是，你被引导过、劝说过，甚至在某些场合被迫否认过这些事，而不是去承认、讨论或报告它们，而其他人的处理方式，就仿佛它们是正常的、有趣的事，或者权当是你的错。羞耻感与沉默是很难打破的。

2012年初，在短短一星期内，我偶然遭遇了几件类似的事。我在街上被人大声呵斥，被一个男人跟踪和性骚扰，还被另一个男人在公交车上不当地触碰。每次，我都像被训练过的那样：试图不去理会。有一股热辣辣的羞耻和愤怒的感觉爬上我的脖颈；心跳也加速，充满了熟悉的恐惧感；我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从公交车上下来，然后走回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从没有想过要去报案。但人生头一遭，我将这些事联系了起来。我发现这些事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它们不是如此密集地发生，我根本就不可能会多想。我意识到它们相当地普遍。

这让我开始思考我的清单，以及这么些年来我经历过多少类似的情况——在大学、兼职的地方、学校和公共场所。人生第一次，我开始质疑，我的生活是如何被恐惧、侮辱、骚扰和歧视所形塑——只因为我是女性。我想知道别人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于是我开始询问其他女性。一位朋友在我问她这个问题前刚刚受到别人的骚扰。另一位朋友说，她每周都会错过一些商业机会，就因为她的男同事们在脱衣舞俱乐部招待客户，从不邀请她。第三个朋友说，她去参加一场工作活动，保安一再检查她的入场券，问她来这里做什么，还趁机色眯眯地盯着她看，而她的白人同事们都顺利进场。她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她清单上与性别相关的经历密不可分。

当我问起女性朋友们的经历清单时，她们通常感到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们经常说：“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过。”我问为什么，答案几乎普遍是：“这些事太常见了。”

我认为它们不应该再是常见的现象，尽管我们从小一直被教导要隐忍，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保持沉默。于是一两个月后，我启动了“日常性别歧视项目”——这是一个简易的网站，让人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任何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故事，包括性别歧视的笑话、街头骚扰、职场歧视、性侵犯等。我原本期待大概会有五十个人来分享，但截止到我写作此书时，已经有超过二十万条帖子从世界各地涌来。

起初，所有的故事看起来各有不同。有一名女子的老板对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性骚扰，即使没有下家可去，她也宁愿辞职。一位性工作者报警称被人强奸，却遭到耻笑。一位在某场会议上准备做主旨演讲的黑人女性，被其他参会者一再打断，他们错把她当成餐饮服务人员，要她去端茶倒水或指引他们去洗手间。一位残障女性在公共场所被人要求绕着她的拐杖跳钢管舞。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在上学途中被几个男人指着大声说露骨的流氓话，可她还是听得稀里糊涂的懵懂年纪啊。一位年轻女性试图无视两个从车上向她吹口哨的男人，结果他们突然停车并企图将她拽入车内。一名年轻医生向资深的男同事请教如何读X光片时，被他从背后侵犯。一对十二岁和十六岁的姐妹在公园里野餐，一个男人走过来并朝她们露出下体。一家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女学生们被迫观看“邪恶”女人选择堕胎就是谋杀婴儿的演讲。一个大学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你闭嘴时更漂亮。”

随着故事不断涌来，我们发现这些证词所揭露的不同形式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重叠。（身为学者和辩护律师的金伯莉·克伦肖教授提出术语“交叉性”，用来描述此种重叠和相互作用。）制度性种族歧视，残障人士的系统性失败，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社会根基，阶层壁垒，肥胖恐惧症，基于宗教、性别认同、心理健康和移民身份的偏见。用已故作家、教授和活动家贝尔·胡克斯的话说就是“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她用这一说法来概括“定义我们的现实的那些环环相扣的统治系统……一种简略的说法，表明这些事物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一位黑人女性拒绝男人对她的性骚扰，结果对方就用“黑鬼”这样的种族歧视语言骂她，还要求她“滚出他的国家”。一位跨性别女性发现，骚扰她的人意识到她是跨性别者的那一刻，口哨声和街头骚扰就升级为身体凌辱。有位残障女性描绘她被男人侵犯性地搭讪，男人问她要身体状况的细节，还问她有关性生活的不当问题。还有一位女子被人告知，“至少有一个身体健全的男人对你感兴趣”，她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这些故事说明，与偏见相关的经历是如何相互纠缠并层层叠加的。

我选择穿宽松的裙装，头上戴围巾，除了手和脸以外基本全遮住。我选择这种着装方式（虽然我的大多数朋友不是穆斯林，她们不遮），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我很高兴能自豪地说：“没错，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前不久，在走去大学的路上，有个大块头男人突然拦住我。我有些困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取下耳机……我听见他问我：“你讲英语吗？”我回答说“是的”，以为他可能需要帮助，或要我指路，或向我讨钱，可我一说完，他就冲到我面前，对我大吼大叫：“你会讲英语还穿成这样？！你以为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个蠢货！”

我一一读完了所有的故事，深夜沉浸于其中，在一串谩骂、强奸和死亡威胁迫使我切换成预审制的投稿系统后，我亲自批准了它们的发布。让我惊讶的是，性别歧视、骚扰和性侵的故事与那些男人威胁我如果不关闭此项目就要强奸我的态度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甚至连其中的讽刺都看不见。“让我用暴力的性别歧视性辱骂，来向你证明性别歧视不存在。”男人们的厌女症告诉我，他们巴不得我死掉，他们推论说我肯定长得奇丑无比，不然也不会做这样的项目，他们威胁要找到我，并把家具和武器塞进我的身体里。他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厌女心理普遍存在且被视为正常的证据，而我正是要揭露这一点。你无法将两者分开。

这两种情况只能源自一个普遍地性客体化、骚扰和压迫女性的社会，那样的社会通常不会质疑白人、异性恋、非残障男性的优越性和特权感。我们都以为这些故事是个人问题——我们自己的私人和偶然清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那意味着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身上，出问题的是系统。

自从十年前开始做这个项目，我听到了如此多其他女性的清单。她们在公交车上草草列举，在酒吧的洗手间里被嘲笑，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哭泣，用洋洋数千字写在项目的回帖中。在图书活动结束时，年轻女孩们等到其他人走了，才有勇气走上前来分享她们的重担——一份比任何人应该承受的都要长的清单，更别提只有十四岁的她们了。每人的清单都不尽相同。

然而，不管当事人的背景或生活经历如何，我注意到所有的清单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她们的表达方式都带有怀疑，几乎算是道歉的语气。她们说“我知道我有多幸运”，说“情况本可能更糟”。在突然回忆起其他事——那些几乎被遗忘或是强行压抑的事时，她们非常希望得到我的认可，渴望别人有绝对的权威来允许她们哀悼、悲伤或愤怒。因为在清单这回事上，我们从小得到过系统的训练——不要相信自己。我们还被训练不要去思考这些清单，不要制作清单，不要去统计，不要去联系，把它们看成孤立的事件，甚至根本就不要相信它们是有关歧视或侮辱的经历。

也许我们每个人能采取的第一个最简单、最细微、最迫切的反抗行动，就是制作我们的清单。坐下来，好好思考，写下来。让你自己去感受，允许自己生气地意识到，原来被你遗忘的时刻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时刻要么因为路人的冷漠，要么因为你爱和信任的人的不予理会而丢失或被窃取。让你自己重新拥有它们，把它们视为整体，每一次经历都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不是“仅仅是个误解”“仅仅是个赞美”“反应过度”“误解了意思”“男孩天性如此”，而是性骚扰。不是“摸一摸”或“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性侵犯。不是“没有得到你同意的性行为”，而是“强奸”。你如果不愿意，不是非得使用这些标签，但是决定权在你手中。

让你拥有属于自己的清单，那是你的故事，怎么做由你来决定。但是谁也不能以善意的空话或性别歧视的过时托词来抢走、否定、拒绝、贬低或擦除它。它属于你，而且只属于你。它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它至关重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将这些清单视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就能看到它们造成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如何潜入我们自己的故事中，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事件本身。

文字丨选自《修复系统，而非女性》，[英]劳拉·贝茨 著，蒋怡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11

来源丨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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