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焚书运动”：一次比一次猛，第三次距今不过百年

谈及“焚书”，相信大家都会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秦朝焚书坑儒的真相，可能未必后世儒家宣传的那样，但毕竟的确有过“焚书”。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其实一共有三次焚书，秦朝焚书只是最弱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文化灾难是在后两次，其中第三次始于距今百年左右。接下来，就谈一谈中国后两次“焚书运动”。

清朝焚书

最近一段时间，“如何看待清朝”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认为清朝近代失败是中国封建制度（就是秦制）和中国文化走到了死胡同，是中国传统的失败、不是清朝的问题，换个汉人王朝结局一样，甚至还不如清朝。

其实，这个观点存在重大问题，学者杜车别的《历史观最根本的分野——是否承认大规模民族压迫对文明的倒退作用》中有过相关论述，即落后少数统治先进多数时，基于自身情况和稳固统治等的客观需要，必然会带来文明的倒退、封闭等。

因此，民族的“族格”平等，但不代表谁统治中国都一样，清朝这种权力结构（钱穆称之为“部落政权”），必然会对文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由此如果换个汉人王朝，在近代遇到同样的危机时怎么可能与之一样！关于这一论断，清朝焚书也能给出答案。

所谓清朝焚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清修明史、四库全书之后，烧掉了大量资料、书籍。比如，清朝乾隆年间销毁了约3000万份明代官方档案，仅保留3000余件（主要为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其余档案被系统性焚毁或篡改。至于清修四库全书，焚书更为严重，所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其次，以上是物理性的焚书，但还有“精神焚书”，比如清朝有各种禁书，乃至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成了禁书；更为严重的是“文字狱”，长达150余年、六代人的文字狱，其实也是精神上的焚书，于是清朝文人只能玩“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考据学”，其他不能玩也就相当于被焚书。

第三，除了文字狱的“白色恐怖”、批量禁书等之外，还有阴狠的一招，就是一方面清朝选择程朱理学中更僵化、更保守、更教条的部分，一方面是康熙将治统与道统合一，将儒家经典解释权集中于皇权。于是，观点与之不合的书籍就被边缘化、乃至消失，这是另一种层面的“焚书”。

因此，清朝焚书更甚于秦朝，不仅有物理上的焚书，也有精神上的焚书，更重要的是持久性，不是秦朝那样短暂的焚书，由此对文明发展带来的巨大负面之影响可想而知。

近代焚书

秦代焚书，清代焚书，或在大家意料之中，但近代焚书却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可能很多人至今还没有意识到。

谈这个话题之前，先谈“文明”标准。按照西方“文明三要素”，就是青铜、文字、神庙或城市，那么中国只有3300多年的文明史；在殖民扩张中，西方一段时期判断“文明”的标准是“是否信仰基督教”，因此欧洲之外就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文明阶段。

显然，西方“文明三要素”存在重大缺陷，比如蒙古、女真等长期没有文字，或者没有青铜相关矿产的地区却有统治几千万人的国家，这些都是没有进入所谓“文明”的阶段？不信仰基督教就不文明、不道德？因此西方这套标准本身问题重重。

但不管如何说，西方通过一套标准，就可以抹杀其他。近代以来的中国，就面临这一问题，其实就是相当于变相的“焚书”。

学者翟玉忠在“近代‘焚书运动’——学界系统尘封中国古典学术”一文中指出：“过去百年来，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学术体系重新定义，并以此为原则‘整理国故’。无论学者们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结果经、史、子、集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其内容和社会功能被全面消解。”

近代以来，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国故”，研究中国文化。但问题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理念整理诸子百家，完全按照西方史学理念研究中国历史，完全按照西方字母文字特征衡量汉字起源等，必然出现驴头不对马嘴的情况，中华文明必然遭到严重扭曲。

在这种情况下，蕴含中华文明真相的典籍被扭曲，中华文明的真相就被遮蔽，这虽然不是“物理性的焚书”，实质上却是更大灾难的“焚书”，是成文明体系的“焚书”。因此，“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学术体系重新定义”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焚书”。

除此之外，中国学术界中不少人对西方盲目相信，比如中西史书中“波斯”名称来源、还有“大夏”等矛盾，究竟该信中国史书还是信西方史书？现实大家都知道，很多问题上是相信西方史书，这就是另一种层面上的“焚烧了中国史书”。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谈及西方话题，不知道有人真是极端思想还是故意捣蛋，总是说“没有西方，你中国如何如何”、“你应该扔掉手机、断掉互联网”等之类的话，和这种人讲道理讲不通，就说个略耍无赖的逻辑，即西方那么反华、为何不扔掉中国发明的刀叉而用手指“扣”着吃呢？

其次，对于“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学术体系重新定义”之危害，其实前些年在学术界非常严重，以至于出现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将孟子翻译为“门修斯”、将蒋介石翻译为“常凯申”，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文化、以及对西方学术体系盲从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