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为什么从不焦虑？

01.

贾樟柯的成长底色：

从街头到银幕

1.野蛮生长下的艺术萌芽 ① 成长环境

要说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首先得从我成长的地方汾阳县说起。

汾阳，其实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县。尤其是近代，随着庚款兴学的兴起，各种教会势力开始进入这里。

比如，汾阳中学与清华大学同属一个董事会，汾阳医院的建筑与协和医院几乎一模一样等。

汾阳作为一个大县，商业非常发达。当时汾阳人经商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在天津；另一条则是通往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晋商线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得汾阳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成了一个信息交汇之地。

所以，我们这群孩子最是调皮捣蛋，经常打架。

现在看，只有具备高度敏感性和强烈自尊心，情感细腻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选择打架。

第一，没上学就参与打架。

我从记事起，就参与街头“战争”了。

大孩子并不排斥我们，大家都是一条街的。以街区为单位，经常会有不同的势力进行地盘之争。

大孩子们一打，我们就负责运送砖石、瓦块，充当后勤补给。前面的哥哥们在打，我们在后方支援。

此外，我们这些小孩还有一项特别喜欢的任务，就是去市医院看受伤的人。回来后大家会开心地讨论：“缝了几针，把他打坏了。”

如果咱们这边缝了3针，对方缝了16针，那就大获全胜。

这种经历一直带到小学，让我们变得争强好胜。

第二，小学时候打架密集。

小学打得是最凶的，现在看绝对是街头的“幸存者”。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一个同学在街上，就是互相瞪了几眼，然后推搡摔了一跤，事情本该就此结束。

然而，过了两节课后，全校师生都在操场上，跟着节奏做运动。就在这时，那个同学——外号叫“四果子”，他妈突然来了，手里还拿着猎枪，直接在操场上找我。

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从同学腿间爬了出去，逃出学校，最后躲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藏了很久很久。

第三，高中时候爱留长发。

上高中时，因为在学校里开始接触到摇滚乐，看到国外的乐手和艺术家都是长发披肩，于是我也模仿起来。

后来，宋校长找我谈话，问我多久洗一次头？

那时没有淋浴，通常是端个脸盆洗，一周可能只在周末洗一次。

他问我觉得这样麻烦不麻烦？从他那出来后，我就告别了长发岁月。

②家庭环境

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专门教授语文课程。而我母亲，最初在武装部工作，后来转到了糖业烟酒公司。

据母亲说，之所以从武装部转到糖业烟酒公司，是因为母亲认为去了糖业烟酒公司，物资供应方面会相对宽松些。

确实，每逢八月十五，母亲的公司里红糖供应充足，大家都可以随意购买。而一般家庭想要打月饼买红糖还得凭号排队。

第一，口头作文。

记得小时候经常停电，一停电父亲便点蜡烛，批阅学生的作文。

他会挑选一些优秀作文，念给大家听，有时候也会拆解作文某段描写，称赞这个比喻好，那个感受写得特别深刻。

这对我而言，比读唐诗更具启发意义。

当然，父亲还特别注重训练我的口头作文能力。

那时山西的语文教育中，口头作文是一项重要内容。出一个题目，如“我与老罗的一天”，给五分钟准备，然后上台即兴演讲。

现在来看，这种“现想现说”的口头作文，对我的文学成长很重要。

第二，成立诗社。

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写的作文《游晋祠》，语文老师将其投寄到小学生杂志社，最终得以刊登。

我自己第一次投稿的杂志是《新星》杂志，是一首长诗，题目叫《黄河的五千年谎言》。

第一次尝试写诗是在高中时期，后来与同学们还成立了诗社，名叫“沙派”，并出版了两本诗集。

第三，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的学习是从评书联播节目开始的。当时，每天中午12点或十二点半，我都会收听评书联播。节目从《岳飞传》《杨家将》到现代题材的《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及《铁道游击队》等。

后来，这些古书讲完了，便开始小说联播节目。其中，有一部小说叫《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印象深刻。

后来，我逐渐从聆听转向阅读，开始接触《文学期刊》《当代》《十月》《收获》等文学杂志，尤其是从高一开始，我结识了一群新同学。其中，一位好朋友的家在邮电局。

那时邮局开设有书报摊，就摆在我们市中心鼓楼底的十字路口旁，那个报刊亭和铁制小推车里，总是摆放着最新的杂志，这成了我阅读的新天地。

③个人理想

小时候，我从没有想过长大后会从事文艺工作。到了初二，我们家搬到了县城边缘的新房，从家出发步行三五分钟就是太原通往陕北的交通干线。

那时主要依赖公路运输，因为整个汾阳、吕梁地区还没有铁路，所以车辆非常繁忙，拉什么的都有。

我自己就很喜欢站在公路边看车来车往。如果能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车四处跑，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么自由！

2.时代印记下的艺术启蒙 ①舞蹈：霹雳舞“害虫队”

霹雳舞在我高中时期特别流行。

当时，霹雳舞动作简单直接，有一部美国电影叫《Breaking》，主角是旋风马达。我看了这部电影，虽然一开始并不了解霹雳舞，但看完后觉得这个舞蹈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觉得简直是太棒了。

那时，一部电影在一个地方只放3到4天，不像现在各地同时上映。比如在汾阳放映时，孝义或其他邻近县份要等汾阳放完才能轮到。

于是，我利用这3到4天时间，连看了7遍。在县城里，只要有排片我就去看，第一场是被舞蹈吸引，之后就开始专注学习，印象逐渐深刻，并开始练习。

那时，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团队，取名为“害虫队”。这灵感源自一则广告：“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同时，也确实觉得自己有些淘气，像害虫一样走到哪里都爱搞破坏，因此起了这个队名。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回望过去，总能在记忆中找到一丝甜蜜。

②音乐：磁带录音机

那个年代，流行音乐兴起，磁带是我们接触音乐的主要途径。

当时也闹出了一些笑话。比如，比如最早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我一直以为第一句是“我曾经是个木头”，后来才发现是“我曾经问个不休”。

当时，我们听的磁带主要是两位歌手的作品：张帝的《急智问答》和邓丽君的歌曲。

后来，才逐渐有了刘文正等歌手的音乐。

③电影：大剧院和录像厅

对于电影，我最初记忆是跟着我母亲一起看。直到父亲带我看了《平原游击队》和《戴手铐的旅客》后，我一下子才对电影变得兴奋起来。

比如，《平原游击队》中骑马打仗的惊险场面，以及《戴手铐的旅客》中北京到云南的风光转换、火车打斗和直升飞机等，都让我觉得特别过瘾。

后来，母亲被调到汾阳剧院门市部工作，让我有机会不用买票就能看电影。其中有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绝唱》。

再后来，录像厅兴起，电影院逐渐被我们抛弃。

在录像厅里，两毛钱就能看一部电影。比如，我第一部看的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部是张彻的《独臂刀》，第三部是《惩罚》。

这三部影片我至今记忆犹新。

就这样，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电影世界，成了一个真正的影迷。

02.

关键转折与创作原点

1.报考美术补习班：成功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后，我晃荡了一年，当时特别开心，生活里就“生活”两个字，没有焦虑、迷茫。

晃荡，其实也是一种生活。

时间久了，就业问题自然凸显。母亲曾为我安排了保险公司和建设银行的工作，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被人管着，就躲躲闪闪。

于是，父亲开始教育我，既然已经完成了中等教育（高中），但人的一生最好能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

由于数学不好，我选择通过报考美术院校上大学，在太原，我报名山西大学美术系的考前学习班，进行美术补习。

最后通过三次补考，最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2.人生中的两个贵人：田东照和北野武

说到贵人，我想特别感谢两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人。

第一位是田东照老师。上学时我喜欢写作，乱写一气，写完一部小说后，想找名师指点。

周围没有文学名人，我便想到了《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的作者田东照老师，他当时在省作协工作。

我之所以找他，是因为他也是山西人，和我一样同属吕梁地区，算得上是老乡。我完全不认识他，只打听省作协的地址，便拿着小说去了。

门开后，房间内烟雾缭绕，田老师正写作，满头大汗，叼着烟：

他问我：“你是谁？”我答：“我叫贾樟柯，是文学爱好者，汾阳老乡。我写了个小说，能否指点一下？”

田老师说：“我正写着，没时间看。你那多少字？”我说：“几千字。”

他让我放下，问我在哪工作，得知我在山西大学美术培训班学画画后，便说：“你放下吧。”然后关门继续写作。

我以为这事就此结束，毕竟稿子上没留联系地址。但过了一个月，美术老师突然告诉我，省作协打电话找我，让我去找田老师。

原来，我留了一句“山（西）大（学）美术系的”，田老师记住了，找不到我便打电话到美术系。

再次见到田老师，他详细讲解了我的小说，给予鼓励，说我的语言感觉很好，艺术感觉也很好，要努力。

之后，他常邀请我去他家，周末一起吃饭，聊文学，给我很多鼓励。

另外一位是北野武老师。

北野武导演与《小武》有关。当时，北野武有一个计划，每年投资两三个亚洲年轻导演，以支持亚洲电影发展。而我的朋友市山尚三就负责寻找这些导演及其作品。

他很喜欢《小武》，便推荐给北野武，结果北野武也很喜欢。之后北野武导演就支持了后面的很多电影，比如从《小武》开始，到后面的《站台》直至《江湖儿女》。

我特别感激北野武多年来的支持，其中有一部电影《世界》，在我写好剧本后，按照日本人的程序性，会先评估剧本。

剧本寄到北野武公司后，经纪人看完后认为这部影片难以盈利，但北野武决定支持我，他说《座头市》赚了钱，可以拍摄《世界》。

所以，前辈们的支持确实非常重要。

3.《黄土地》的冲击：确定电影使命

在太原补习期间，偶然观看了《黄土地》。当时看着看着，我越看越激动，甚至是眼泪汪汪、哭着看完的《黄土地》。

那一刻，就觉得有些东西突然进入到我的意识里，它就像是飞进来的一道光，让我有了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有了一件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做电影。

这部电影情感细腻，充满散文气息，而我家乡汾阳正是《黄土地》的背景地，一半在晋中平原，一半在吕梁山区。电影讲述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故事，但人物状态、样貌、劳作场景几乎毫无变化，熟悉的土地、空间、人物让我深感震撼。

看完电影，我走出影院，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做电影。

那一刻，仿佛“还魂”一般，我对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当时的想法就是佩服，佩服至极。就是我们身处日常，沉浸于生活之中，而《黄土地》带给我的却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生活，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深深吸引了我。我渴望能像他一样，发现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细节，原来从另一个角度看，竟如此富有诗意，如此令人悲伤，或者说，能引发如此复杂的情绪。

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瞬间泪目：

在我们山西，尤其是我小时候的汾阳，鱼是难得一见的食材。影片中有一个镜头，喜宴上端上一条木头鱼，还浇上了汁，人物用筷子敲了敲木头，说：“咱就图个喜庆，年年有余（鱼），这鱼咱们吃不上，但总得摆上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瞬间让我泪如雨下，心中满是委屈。

那一刻，我觉得这电影拍得太美了，不禁想，我们能否也学会这样的拍摄手法，慢慢拍出如此动人的作品？

4.电影《小武》：低成本拍摄破局

讲《小武》的故事，需要先从《小山回家》说起，因为单独讲《小武》是无法讲明白的。

当时，我在1995年大二期间，拍摄了这部短片《小山回家》。之所以拍摄，是因为作为文学系的学生，一般都有2次实践机会。由于拍摄周期只有一两天，因此非常珍惜，渴望通过作品表达，于是创作了《小山回家》的剧本。

拍摄的时候，也遇到了像《小武》一样的问题，具体有：

首先，资金。短片的资金来源就很复杂，最大的支持来自同学们。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的组织，虽然起初是半开玩笑的，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其次，设备。我们管理系的一位同学，他父亲在报社工作。那时报社有一台专业级摄像机（还不是电影摄影机），他父亲说单位没人用，可以借给我们。

解决了摄影设备，接下来是录音设备。我们有一位录音系的女同学，她去系里借来了设备，电影学院对此非常开放，只要保护好设备，就可以使用，然后就借出来了。

第三，制片费用。制片费用总共花了2万多块钱。一部分是我写电视剧的结余，另一部分是我一位学画的同学提供的。他刚毕业，接了一个宾馆换画的工程，赚了些钱，借给了我一部分，支持我拍电影。

第四，拍摄和后期。拍摄过程中，七拍八拍，遇到了不少困难，后期制作更是无底洞。我的两位同学王宏伟和顾铮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帮助，王宏伟拿来了钱，顾铮寄来了自己的生活费。

就这样，短片完成了。我们在北大、中戏等地放映，因为这部短片关注民工题材，较早地触及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以得到了许多同学的支持和认可。

后来，我一位朋友是香港留学生，他建议我们报名参加香港的短片展。就这样，我们的片子由一位名叫陈嘉淇的女留学生带到香港，最终意外获奖。

在香港短片展上，我结识了三位朋友，一位是后来一直合作的摄影师余力为，一位是当时担任《香港经济日报》的编辑李杰明，还有一位是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周强。

就这样，我们三人怀揣着拍电影的梦想，决心干一番大事。那时我们都年轻气盛，充满激情。随后，我回到了北京。不久后，余力为也来到北京，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北漂生活。

临近春节，我回到了家乡，此时正值汾阳老城拆迁，县城即将由县变市，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与老同学相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有的结婚生子，有的与父母争吵。经济快速发展，私营经济和城市化娱乐兴起，这一切对我触动极大。

于是，我决定创作《小武》这个剧本。

《小武》原本是按长篇构思的，但考虑到预算，我与香港制片商讨论能否用短片的预算拍摄16毫米的长片。要知道，当时16毫米胶片已不常用，主流电影工业采用35毫米。

在预定胶片时，一切顺利。但当我们拿着钱去柯达办事处取胶片时，负责人质疑我们的拍摄计划，认为这点胶片顶多拍个45分钟的短片，不可能拍长片。

我们无奈地表示，能拍多少算多少，只要摄影机转开，闪转腾挪总能把它拍完。

或许那位经理觉得我们是一群傻孩子。正当我们抱着胶片离开时，经理叫住了我。问我确定是要拍长片？我说是拍长片，不是短片。他说：“好吧，我个人出钱给你买10本胶片，你好好拍。”

当时，他真的给了我10本胶片，他说是他自己付的钱，让我拿走。到现在我没记住他的名字，但我有时候遇到困难了就会想起他：萍水相逢，就看到一群年轻人想拍电影，他有这个条件，就帮了你一把。所以这之后，有时我也会做一些类似的事。

这之后，《小武》顺利完成拍摄，我也意识到一个道理：

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永远不会有你想象中的完美条件，我们应该先行动，而不是等到条件完全成熟再行动。如果一定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行动，那么很难实现。

5.创作哲学：用金曲追求真实感

有人说我在电影里喜欢用“时代金曲”，甚至贾樟柯，你的乐品很差。所谓乐品差，即总用通俗歌曲、流行歌曲。

其实，用时代金曲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无论是从大量运用流行音乐的《小武》开始，还是到《站台》，甚至到现在，虽然使用得少一些，但依然在用。

对我来说，这些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的一部分。

首先，当你面对拍摄故事发生地那样的空间时，流行音乐是现实生产中存在的东西，你不能期望在县城或中小城市的马路上整天播放交响乐，这是不现实的。

其次，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流行音乐其实都很准确，能够表达当时的情况。在那个声场里，这些东西是存在的。它们是我们生活声音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现实生活内容的一部分。

创作时，你只需选择在什么场合出现什么歌。

6.拍好电影：完全忠实于自己

从第一部长篇作品开始，我基本上就确立了个人风格，包括题材也是如此。

虽然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上仍然一直是反映时代变迁下的从县城生活到城镇生活的变化，这是自然形成的。

我讲个故事，记得那是在《三峡好人》威尼斯电影节结束后，我去了巴黎。其中有个好朋友，他是位香港导演，给我提出了2个建议：

第一，拍电影就像出牌，手里要多准备几张牌，不要只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虽然我觉得这是善意的提醒，但我没有听他的，这也反映了我一贯的风格：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不会考虑周围环境或是否有同类型题材刚被拍过，或者当前题材是否流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此刻想拍什么。

第二，趁着现在正红，建议我多攒点钱。

很多导演晚年生活凄凉，比如奥逊·威尔斯或其他一些艺术家，年纪大了只能靠卖烟为生，甚至要靠以前合作过的演员资助。

虽然这建议也不错，但我也没太听他的。因为我基本能保持每两年拍一部电影，除疫情干扰外。我的电影都是想拍了就写剧本，写完准备好就开拍。

很多时候并没有等到融资条件成熟才开机，大部分情况下是先用我们公司的钱，器材可以借朋友公司的器材，工作人员也愿意等我们融到资再结算。

可以说一旦开拍，我是全力以赴，拍完后再进行融资，也正是这种决心，很多老合作伙伴愿意支持我，他们看到我把家底都投入进去了，觉得应该帮一把，大家一起做。

03.

作为艺术家，我觉得自己就很幸运。

拍电影，我要完全忠实于自己。

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终极的归宿：

无论遇到何种问题，或人生起起伏伏，总有一个地方会接纳我，并且在那里我会过得非常愉快，那个地方就是——汾阳。

大不了我回老家，与家乡的朋友们、家人们一起生活。我不觉得离开汾阳就再也回不去了。那里很美，生活愉快且舒适，没必要纠结。

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想回头，愿意回去，你就一定能回去。

正因如此，我毫无后顾之忧。实际上，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它的乐趣，有什么回不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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