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满12周岁女孩杀害男婴，不予立案，90万赔偿难执行！

两个未满12周岁的女孩将一个男婴从高处抱起，然后重重摔在客厅的瓷砖地面上，一次，又一次，她们用脚踩踏他稚嫩的胸膛，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反复击打他的胸腹。

当婴儿的母亲发现不对劲时，两个女孩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嘴角挂着血迹、陷入深度昏迷的小黎。尽管家人火速送医，但一切都晚了，孩子的心跳再也没有回来。

两个女孩能不能有所惩罚？受害者又该怎么维权？

8月13日，一份冰冷的医学鉴定报告送到了黎先生手中，上面清晰地写着：心脏破裂导致心脏压塞死亡，系胸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所致。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刺穿着这位年轻父亲的心。

就在同一天，他收到了另一份文件——警方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简单而又坚硬：两名施暴者，一个9岁，一个11岁，均未满12周岁，没有达到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法律的门，就这样在黎先生面前“哐当”一声关上了。无论行为多么残忍，动机多么冷漠，在年龄这道硬性的门槛前，一切追诉程序都无法启动。

连法律为应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而设下的“特别通道”——即年满12不满14周岁的孩子犯下特定重罪，需报请最高检核准追诉——在这里也完全派不上用场。她们的年龄，太“小”了。

立法的初衷是善良的，它推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智尚不成熟，不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在黎先生的悲痛和无数公众的质疑面前，这种善意显得如此苍白。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能想到用反复摔打、脚踩、鞋底抽打来“让婴儿闭嘴”的孩子，真的对“死亡”这个后果一无所知吗？当法律的保护条款变成事实上的“免死金牌”，这究竟是在保护未成年人，还是在纵容“小恶魔”？

刑事追责的路被堵死，黎先生唯一的希望只剩下民事诉讼，他将两名女孩及其监护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2024年12月2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名女孩的共同侵权行为是导致婴儿死亡的直接原因，应平均承担责任。

法庭计算了损失：死亡赔偿金约78万元，丧葬费约6万元，医疗费约1千元，再加上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90.5977万元。这个数字，是法律系统在现有框架内，为一条逝去的生命所能给出的最高“定价”。

然而庭审中对方监护人的表现，让这份判决的尊严荡然无存。11岁女孩岑某某的家人辩称，5万元精神抚慰金太高，3万就够了。他们甚至反咬一口，指责黎先生夫妇未尽到看护责任，理应自行承担90%的损失。

而9岁女孩黎某盼的家人则试图甩锅，声称自家孩子是受了教唆，只应承担10%的责任，并将婴儿的死亡归咎于另一名女孩和黎先生家人的“施救不当”。

毫无悔意的姿态，预示了判决执行的艰难。果不其然，面对法院的判决，两家监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耍赖”，理由都是同一个：“家里穷，没钱。”

法院并非没有作为，在判决生效后，两名监护人因拒不履行而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限制了高消费。但这些现代化的惩戒手段，在赤裸裸的“穷”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法院调查发现，两家人的名下，除了村里的老屋和少量土地，确实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足额财产。这就是法律实践中那个最无奈的词——“执行不能”。

直到今天，除了两家各自支付的5万元丧葬费，以及当地司法部门给予的3万元司法救助金外，那张写着九十多万的判决书，绝大部分依然是一纸空文。黎先生赢了官司，却输掉了现实。

案件的尘埃似乎已经落定，但真正的失序才刚刚开始。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两个“逍遥法外”的女孩，构成了一幅极度扭曲的社会画面。

那两个亲手夺走一个婴儿生命的女孩，怎么样了？她们仍在正常上学，生活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没有惩戒，没有专门的心理矫治，她们就像犯了个无关痛痒的小错，被法律轻轻放过。

她们的童年，在留守的背景下或许缺失了关爱与教导，但这绝不能成为她们逃避一切后果的理由。监护人的缺位，最终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苦果。

而受害者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1997年出生的黎先生，为了给儿子讨一个说法，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维权之中。

家里的积蓄早已耗尽，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感到无助，面对一个程序走完、正义却悬空的结局，他喃喃自语：“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这场悲剧，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追问。当一个家庭的痛苦无法被抚慰，当施暴者的行为无法被矫正，当法律的判决无法被执行，我们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法治”？

它暴露了我们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拷问着未成年人犯罪矫正体系的缺位，更挑战着司法救济渠道的终极效能。判决书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的数字清晰可见，但它所代表的正义，却始终悬在半空中，遥远得仿佛一个幻象。

对黎先生一家而言，这场官司没有赢家，只有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和一声对苍天哭诉都显得无力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