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要求，中国会不会接受难民？陈启宗：不作假设性的回答！

一位西方记者曾提出一个难题。他在一个公开场合问：“如果被要求，我国会不会接受难民？”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其实是一个圈套。它把人推到两难的境地。如果回答“会”，这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料的后果。一个承诺听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资源、社会结构和安全。如果回答“不会”，那么批评的声音会立刻出现。他们会说，这个国家“缺乏人道精神”、“不负责任”。

这是一个预设了答案的问题。无论你怎样回答，似乎都会落入提问者的话语。

陈启宗先生没有掉进这个圈套。他没有直接回答“会”或“不会”。他的回应很平静。他说：“我不做假设性的回答。但我告诉你历史上我国是怎么做的。”

这个回答很有智慧。他没有谈论“未来”的假设，而是指出了“过去”的事实。他知道，行动比空谈更有力。一个国家过去做过什么，比它未来承诺什么，更能说明它的品格。

他说的历史，是关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往事。当时，纳粹在欧洲大陆崛起，开始迫害犹太人。许多人面临生存危胁，急需一个避难所。

1938年，三十多个欧美国家在法国埃维昂开会。会议的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安置这些犹太难民。会上，各国代表纷纷表示“同情”。但轮到做决定时，大家却都找理由拒绝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以国内经济困难或社会容量有限为名，关紧了自己的大门。

就在那个时候，当犹太人几乎走投无路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上海。我国的上海向他们敞开了大门。

我们必须知道，那时的我国是什么状况。我们自己也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刚刚经历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大片国土沦陷。我们的国家贫穷、羸弱，自己的人民正在遭受侵略者的践踏。

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上海依然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不需要签证就能进入的“避风港”。

我们应该记住何凤山先生。他当时是我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面对纳粹的威胁和他国使馆的冷漠，他顶住压力，发放了成千上万张前往上海的“生命签证”。这些签证，在当时就是一张张生命的保证书。

据统计，先后有近三万名犹太难民逃亡至上海。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军将他们强行限制在虹口区一块狭小的“隔都”里。但在那里，他们没有被送进毒气室，他们没有被种族灭绝。最重要的是，他们活了下来。

在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里，同样生活困苦的上海市民，拿出了最大的善意，与这些异乡的避难者共享有限的资源，共渡难关。这种行动，不是出于什么政治计算，也不是为了博取什么“道德光环”。它来自一种朴素的同情心。

看懂了这段历史，我们就能理解陈启宗先生那句话的底气。也能明白，为什么我国在处理当今的难民问题时，有自己清晰的思路。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有人热衷于提出这个问题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些过去高喊“人道”口号的国家，自己正面临这个难题带来的种种后果。近些年，尤其是2015年以后，欧洲经历了难民危机。他们“敞开大门”的做法，带来了很多后续问题。

社会出现了分裂。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产生了对立和摩擦。公共资源变得紧张，福利体系面临巨大压力。治安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看来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更深层的问题。

我国的思路不一样。我们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根上解决。

人们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主要原因是三个：战争、冲突和贫穷。如果一个地方战火不断，人们无法生活。如果一个地方极度贫穷，人们也无法生存。

如果只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人，人是永远捞不完的。我们要做的是去上游，把那个制造问题的口子堵上。

我国具体在做什么呢？

第一，我们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蓝盔”部队，正在南苏丹、马里、黎巴嫩等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执行任务。他们在第一线维护停火，保护平民。和平多一分，难民就少一分。

第二，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我们推动“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我们在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帮助当地修建铁路、港口、电站和工厂。这不只是生意。当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当当地的年轻人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有了希望，他们就会选择留下来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冒险成为难民。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难民的土壤。

当然，面对眼前的人道危机，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我们的做法是务实的。

比如，当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战事，我们会出于人道主义，在边境地区为那些躲避战火的平民提供临时的住所、食物和医疗救助。这是邻居之间的帮忙，是应急的措施。

对于那些距离我们很远、规模巨大的难民潮，我们的选择是，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我们帮助那些接纳了最多难民的国家（比如土耳其、约旦、巴基斯坦），让他们有能力在当地建立难民营，为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认为，让难民在离家最近、文化最相似的地方得到安置，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陈启宗先生用历史给出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我国有自己的准则和做法。我们尊重国际公约，但我们不接受别人预设的“道德标准”。我们更看重实际的行动，而不是漂亮的空谈。我们的行动，就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认为，这才是对世界、对所有人最根本、最负责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