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潞：“文革”后故宫举办的第一个展览

景山俯瞰故宫

文 | 刘潞

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5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世界的大事——在“文革”中兴风作浪达十年之久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捕了。我清楚地记得，十月六日那天很晚，可能十点多，我家街门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本来我想去开门，却见父亲从他住的南屋直奔街门，开门后进来的是跟父亲关系很好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伯伯，二人一同去了南屋。王伯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至少到我十二点睡下时南屋的灯还亮着。

第二天一早，见很少早起的父亲已经在小院里做操了。我问：“爸爸，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他笑笑并不直接回答我，反说：“你今天去了故宫要多观察。”“观察什么？”他不再说了。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观察什么呢？难道跟昨天王伯伯夜访有关？他们谈了那么久，一定是在谈什么重要的大事。会是什么大事呢？我突然想起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不久后的一天，天气还挺热，我们在院里南房阴凉处用小桌子吃午饭，父亲忽然若有所思地说：“会发生大事啊！”我问：“什么大事？”母亲瞪了我一眼，我不再问了。当时《人民日报》正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那还能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很快我就把父亲的话忘了。难道王伯伯夜访是真的与发生了“大事”有关？

不过两天，“四人帮”被抓的“大事”就传开了。开始大家在办公室里还是私下说，后来各办公室的人就开始串门议论。

过了大概一个月，就在上级正式传达了打倒“四人帮”后某天，组里开会，负责陈列的副组长李久芳说，院里决定要办一个“慈禧罪行展”，需要各组抽人参加。咱们组要抽两位，一位是汪革，一位是刘潞。我当然很高兴，但也很吃惊，不知为何让我这个入职才不过半年的新人去参加全院的展览。这样，我在这年冬天参加了故宫在“文革”结束后举办的第一个展览——“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罪行展”，当时人们都称“慈展”。

慈禧晚年照片，此时她年近70岁

第二天， 我按照李久芳的交代，来到院长办公室西侧的“慈展”临时办公室，见屋里已来了不少从各组抽调来参加展览的人员。杨伯达站在沙发旁。他当时是业务部副主任，负责全院所有的陈列展览。但我进故宫后，一直没有跟他接触过。他身材高大，面容饱满，猛一看，很有几分中年毛泽东的样子。后来得知，他也曾是我父母工作过的北方大学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系，一九五六年调入故宫。会上杨伯达讲了挺长一段话，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不外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大家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等。但有几句跟我相关的话，一直记忆犹新：“刘潞，你爸爸在近代史所。这个展览我们想从近代史所请位学者来当顾问，你回家问问。”我自然把领导的意见转达给了父亲。

没过两天，我到“慈展”办公室上班时，见到近代史所荣孟源伯伯。原来他就是所里派来给这个展览当顾问的。这天开了全组大会，听荣伯伯讲慈禧的一生。慈禧我当然是知道的，历史课本中都讲过，而对她的感性认识，是从小学起留下的。那时差不多每年父母都要带我们去颐和园春游，仁寿殿、大戏楼、石舫，哪一处都离不开“西太后”，有次还带我去了当时正在颐和园休养的吴晗先生住处。“文革”中，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西太后”几乎家喻户晓。坦率地说，直到此时，我对慈禧的了解也仅仅就停留在她垂帘听政，扼杀戊戌变法、镇压义和团起义上。荣伯伯这天讲的慈禧，有几处我从来不知，一是说清朝进入近代以后，不仅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皇室子弟的体魄也极度衰弱，就咸丰生了一个儿子，同治、光绪都生不出孩子来。二是他讲的“辛酉政变”“赞襄八大臣”等，我闻所未闻。当时荣伯伯说，我们要找找图书馆有没有《祺祥历书》，这个如能展出，对那拉氏发动辛酉政变一事很有说服力。

1983年电影《垂帘听政》剧照

就在荣伯伯给大家开过会后没几天，杨伯达就向大家公布了这个展览大纲：展览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序幕”，介绍慈禧的身世，和她一八三五年出生后所处的两次鸦片战争与不断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时代。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主要讲她如何通过发动辛酉政变，如何策划两度垂帘听政，如何谋害东太后慈安，如何扼杀百日维新，再度训政等。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个卖国贼”。主要讲她当政期间如何推行卖国主义路线，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总是屈辱求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她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她尽力讨好帝国主义的体现。

第四部分“那拉氏是个刽子手”。主要讲在她统治下，国家衰亡，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她勾结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农民起义。

第五部分“那拉氏是个吸血鬼”。主要通过院藏文物来反映她穷奢极欲的奢华生活。

第六部分“历史的车轮不能逆转”。主要讲清末中国处于被各列强瓜分的前夜，百姓困苦不堪，难以生存。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为写这段回忆，我特别查了院档案室的“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罪行展”档案（下称“慈展档”）。要办这个展览，是院党委常委会决定的，并留下会议纪要。摘抄如下：

······会议开始，彭炎同志向大家介绍这个展览是根据业务部的建议，常委几个同志初步交换意见，觉得当前能办好这个展览。通过历史的镜子，配合现实阶级斗争很有意义。今天请大家来研究，是否需要办？怎么办？突出什么问题？接着杨伯达同志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谈了他们对举办这个展览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会议一致同意举办慈禧罪行展览。认为这个展览能密切配合当前政治运动，有现实阶级斗争教育意义。通过文物、文献档案、照片等资料，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体现“古为今用”的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展览需要办，应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突击完成。在院党委领导下，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争取元旦完成。

关于展览的内容、地点、组织领导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展览内容：主要从政治路线上揭露批判慈禧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耍阴谋诡计，搞宫廷政变，大量挥霍国家资财，生活奢侈腐化，其恶果已把国家弄成非常悲惨的情景，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展览的内容，从政治上抓几个例子，突出重点，不是搞慈禧整个历史展，对于历史上有争论和枝节的问题，不予纠缠。

手法上，采取对比的方法，使人看了展览，恨慈禧，更恨“四人帮”，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华主席。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从这份会议纪要看，让我参加“慈展”，是让我做办公室工作：上传下达、会议记录等。但印象中似乎无人跟我明确这份工作，倒是将我分配给李知宴当助手，做展览的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的资料搜集工作。李知宴当时是陶瓷组青年业务骨干，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那时进故宫已十余年了。他是四川人，身材矮小，口才极好，人称“业务部第一口条”。我成为他助手后，听他抱怨：“办‘慈展’找我来干什么？这本来是徐启宪的事！”见我困惑，他便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业务部各业务组管的展览各不相同。陶瓷、工艺、书画、金石各组，只做自己所管文物的展览，故宫的陶瓷馆由陶瓷组负责，工艺馆由工艺组负责，绘画馆由书画组负责等。而属于历史原状部分的陈列，如西路各宫殿，特别是西太后住的储秀宫，则属于宫廷组管。徐启宪是当时故宫仅有的三个研究生之一。在李知宴眼里，办慈禧展，当然非徐启宪莫属。但是，既然领导指派了，我只好赶鸭子上架吧！

李知宴让我先去图书馆借有关西太后的书。我按吩咐办了。图书馆早已根据党委常委会的要求，提前准备好了馆里收藏的有关慈禧的书，我借到了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和英国汉学家白克豪斯著的《慈禧外记》。在没交给李知宴之前，连夜突击看了这本多达二十八章的西洋人写的“慈禧传”。辛酉政变、两次垂帘听政、戊戌政变等，在我脑中变得形象具体了，但有两处，令我相当震惊，一是“吴可读尸谏”，二是西太后与实为男宠的太监的感情关系。“吴可读尸谏”与我们做的“权欲狂”部分相关，慈禧的感情不涉及。

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李知宴说，做展览，必须解决相关文物问题。他要我去找文物。那时我尚是名“故宫小白”，上哪儿去找文物呀！好在参与“慈展”的诸同仁每天早晨都要到临时办公室聚集。我在同仁聚集时提出了这个大难题。副院长单士元和明清档案部的朱金甫都说，“权欲狂”这部分更多的可能要靠档案说话，让我去明清档案部找档案。朱金甫仪表堂堂，是明清档案专家，那时从山东大学历史系进入明清档案部也十多年了。他说一口好听的江苏普通话，语速和清晰鲜明的表达方式，丝毫不让李知宴。知道我是个“小白”，便给我列单子，让我去明清档案部看档案。

明清档案部在与西华门并排的几座仿古式大楼里。据说，一九七四年北京饭店扩建新楼后，登高便可将紫禁城和中南海尽收眼底。为了加强中南海的保密，于一九七五年在西华门两侧共建了五座高楼，明清档案部占据了其中三座。人们戏称其为“屏风楼”。我到了明清档案部，那里的同志根据院里的通知和朱金甫开列的单子，很快就给我提调出咸丰十一年奕临终前确立顾命八大臣的上谕。我看到的，是用高丽纸抄写并用高丽纸捻成纸捻，装订成的《上谕档》簿册，封面写“上谕档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为了解此事，前不久我又咨询了朱金甫先生。他说，“上谕”是由内阁或军机处发出，有皇帝朱批的在宣读完要缴回，无朱批的则交被宣者。上谕在下发之前，都要由军机处用高丽纸誊抄留档。我看到的，正是军机处誊抄留档的上谕。

从“慈展档”看，“权欲狂” 辛酉政变这节所用文物，“上谕”均为复印件，“奏折”和相关书籍为原件，但“密札”则是照片。“密札”在我印象中是铅印的。作为“故宫小白”的我，当年完全不会理会为什么“密札”是铅印的，只是感觉摆在陈列柜中与其他文物不和谐。这次我请教了朱金甫先生，他说，这应是荣孟源主编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提供的。于是，我又请当前《近代史资料》期刊编辑卞修跃先生帮我查一九七六年前此刊的目录。结果一九七六年之前，此刊并无“密札”，反而是一九七八年《近代史资料》复刊后第一期刊登了《热河密札》，并写了一段很长的按：

这份资料原刊于《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一、二期，题名《清宫秘史》，署名高劳。高劳是编辑发表的人，不是写信的人。据高劳说，涵芬楼近购得端肃遗事秘札一册，皆当时值行在军机者与北京当路之秘密书札凡十余通。札中多做隐语。非稔其事者，勿能详焉。中一札则拉杂成文，用套格始得阅，盖枢院通信之秘法。而奕胜保等定计以排除端肃迹，亦于此可见。此亦清宫之秘史也。择其较有关系者，录之如左。

看了这段按语，我才明了何以当年展出的“密札”是铅字排印。从《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复刊后第一期即刊登了《热河密札》这一时间节点看，应是一九七六年办“慈展”时，荣伯伯读了《东方杂志》相关内容而推荐。

为了让筹展组进一步感受慈禧和江青的生活环境，院里联系了颐和园管理处，组织筹展组全体成员去了趟颐和园。那时颐和园还因江青曾将其霸占为个人居住游览之处，尚未对外开放。管理处一位女同志带我们参观空无一人的排云殿、听鹂馆、长廊和江青曾住过的养云斋，大家边走边议论：看来江青确实想像慈禧那般想当女皇啊！她到慈禧当年准备三度“垂帘”的颐和园来长住，可不是随意之举呀！否则，她要休养，为什么不去杭州刘庄、广东从化那些中央领导人休养的地方呢？办“慈展”对揭批“四人帮”太有益处了！一行中有人提起，此前传说有位美国女记者维特克给江青写的传记名为《红都女皇》。这让大家更感到，慈禧与江青虽相差数十年，还真是有要当女皇的相通之处！

“慈展”第二部分“权欲狂”，不只是通过版面和柜内文物来反映，还有她政变成功后现场部分。慈禧在废除了“祺祥”年号，改年号“同治”后，就开始与小皇帝载淳“同治”了，地点在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理政的养心殿东暖阁。就在“慈展”布展接近尾声时一天的班前会上，徐启宪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库房里也找不到慈禧垂帘听政的帘子，那只有用库房的明黄纱料找人做这个帘了。若无帘子，怎么能再现“垂帘”场景呀！

让谁去做这个帘呢？那时“文革”刚结束，满大街也找不到个裁缝铺。看徐启宪着急，我也着急了，且“急中生智”：“我婆婆在街道缝纫组工作，能让她做吗？她的技术可是挺高的。”徐启宪认为这是雪中送炭，当即说：“一会儿我从库房取了料子，量好尺寸，你就拿给你婆婆。”那时候，故宫保存的一部分绸缎和药材，都属“非文物”，划归“资料”类，各业务组为搬动文物，都备有用“资料”做的棉垫。我从徐启宪手中拿过黄纱、图样和尺寸后，便直奔婆婆家，跟她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并说故宫要得急，希望能加个班云云。婆婆心灵手巧，绣花编织剪裁缝纫样样在行，且无论什么花样，看过后她就能描绘下来。这么简单的帘子，对她来说完全不在话下。她带着我去了家旁边的缝纫组，根据图样，在裁衣服的大案上把黄纱和黑缎给裁了，然后拿到缝纫机上，“突突突突”，很快缝制完毕，又拿到大案上来回熨了几趟，一件漂亮的明黄“垂帘”就做好了。

二〇一六年养心殿大修，文物撤陈装箱。主管副院长任万平通知我到现场，说有件“公案”想了解，即当年布置垂帘听政场景的情况。我讲了当年做“垂帘”的故事。见有年轻同事眼中存疑，便说：“你们可以看看帘子上的针脚。”他们对帘子仔细辨识，惊喜地说：“真的哎！真是缝纫机轧的哎！”一件婆婆四十年前的作品，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养心殿修好复原时，不知是否还要恢复垂帘听政场景，是否还会用婆婆的“作品”。

养心殿的养心门

“慈展”开幕前，先举行了预展，请了各方面人士。近代史所来了好几位，身为所领导的父亲也来了。荣伯伯那天很活跃，不断跟他的同事在位于乾清宫东西庑的展厅交谈。看完后，由我带着他们来到临时休息室——丽景轩。那时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从冰冷的展厅进到温暖的丽景轩，他们十分放松，谈兴未减，边喝热茶边交谈。杨伯达也介入其中。不记得他们都说些什么了，总之是一致称赞这个展览办得及时，办得好，对揭批“四人帮”很有益处。我则在一旁端茶倒水，这次是真正履行办公室秘书之职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慈展”正式开幕。据“慈展档”记载，整个展览，展出档案、文物、图片等共计一千零十八件。观众参观的积极性是空前高涨，到二月底，观众达到四万五千人次，平均每天达一万三千人。这当然跟揭批“四人帮”运动有关，但也是那时大家的文化生活过于单调乏味的反映。赵朴初老先生在看过展览后，还写了首散曲登在《人民日报》上：

宫门骑马带伙计，四匹。红旗车队后跟随，神气。向来佩服武阿姨，皇帝。无奈乾陵还封在山沟里，可惜。且图就近访慈禧，有理。

“慈展”对揭批“四人帮”有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部影视作品产生影响应是肯定的。一部是一九八二年上演的电视连续剧《懿贵妃》，还有就是一九八三年上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禁，若要排演清宫戏，康熙、乾隆都可以成为主题，但编导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咸丰与慈禧逃至热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做主题，若完全未受“慈展”影响，那是说不过去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顾这个展览，感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故宫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还是很难能可贵的。博物馆的展览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单纯的馆藏器物性展览，一类是主题性展览。策划什么主题，会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藏品，二是社会需求。从这两个因素看，“慈展”不是影射史学，内容设计与展出的文物都与客观事实相符；令今人感到有遗憾之处，就是展览的题目政治色彩太浓重了，如果是“慈禧垂帘听政四十八年”或许会好些。无论如何，这个展览在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史上，应留下它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