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逃往加拿大的程慕阳，能否被顺利遣返

2000年5月，石家庄的气温已逼近三十度，程维高却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手机响起，他压低嗓子：“阳阳已经走了，不要回头。”短短一句，预示了一场跨越二十余年的追逃拉锯。

程慕阳当月抵达温哥华。出关那一刻，他手握加拿大枫叶卡，行李里除了一些随身衣物，还有数张未记名汇票。程慕阳深知，只有把钱变成海外资产，才能真正远离国内的司法追索。

要理解这场逃亡，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1年，河北省邮电局同加拿大企业接洽程控交换机项目，因报价过高而搁浅。项目代理韩凤瑞向程维高敬酒时，顺势提出“让阳阳跟着我学点生意经”。从此，一条借权力撬资本的隐秘通道被彻底打通。

依赖父亲的庇护，程慕阳在广告、地产和超市等领域频频出手。1994年至1996年，程家直接或间接向七百家国企“征集广告费”近三千万元，大多数变成了程慕阳的现金储备。有意思的是，他不爱走账，“大把现金塞编织袋”在河北企业界成了段子。

1997年，保龙仓集团挂牌。这个以连锁超市为外衣、房地产业为核心的企业，被地方干部视作改革样板。背后运作模式却相当简单：政府批地、银行放贷、公司套现。南京二建一度垫资三千多万元，只因“程书记的儿子”五个字。

李真案在2000年3月爆发，程慕阳如坐针毡。省纪委开始调卷，对保龙仓以及早年北方国际广告公司的资金流水进行交叉核对。程维高随即安排家人“分头离境”，仅留下几名代理人善后。电话另一端，吴庆五提醒：“赶紧把能转的款都转出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幸运或狡猾，四年前程慕阳已通过投资移民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落地温哥华后，他注册慕阳国际公司，声称“已开发1100万平方英尺高端地产”。外界很难查清真伪，因为该公司部分股权挂在加勒比离岸账户上，股东名册一度空白。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警方签发逮捕令；同年9月，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2014年，国际刑警组织下达红色通缉令。追逃力度层层加码，程慕阳却仍能在温哥华出入各类慈善酒会。当地媒体甚至拍到他与联邦自由党议员合影，他本人还为该党捐款四千余加元。“捐款不是为了曝光，而是为了保险。”熟悉北美政治的律师低声解释。

加拿大法律并未绝对排斥对永久居民的引渡，但司法程序漫长且附带人权审查。赖昌星案被拖了十二年，就是典型前车之鉴。赖最终虽被遣返，却在北京机场就医后才进入看守所，足见难度。

不过，变数正在累积。2013年后，中加之间先后签署了打击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分享被追回不法财产协议等文件，双边工作小组机制更加细化。2015年，程颂莲在地方青年自由党内部选举中胜出，却因父亲的红色通缉令而遭舆论穷追。卑诗省媒体用镁光灯把“政治新人”推向尴尬境地，程家对加拿大政坛的影响力明显下滑。

钱仍是程慕阳最大的靠山，也是最大的弱点。若无稳定现金流，维系律师团队和公关渠道几乎不可能。近年温哥华房市调控严格，空置税、附加税层出不穷，对重仓地产的程慕阳来说并非好消息。一旦资产链出现裂缝，冻结或追缴的操作空间就会扩大。

“你真以为能躲一辈子？”一位参与追逃的办案人员在内部会议上丢下这句话，随后摆出一叠最新银行往来记录。文件显示，程慕阳旗下信托曾尝试将部分房产收益转往开曼群岛，被加方金融情报单位拦截。显而易见，合作力度已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程慕阳究竟会不会被顺利遣返？答案并非简单的“能”或“不能”。一边是愈加紧凑的国际反腐网络，一边是依旧壁垒森严的司法程序；一边是不断缩水的海外资产，一边是尚未被击穿的人权抗辩。双重拉力下，时间成了最关键的变量。

可以确定的是，国内对这桩旧案的兴趣并未衰退。随着更多同类案件落地，法律与政治外衣被一层层剥离，程慕阳留给自己的回旋余地正在缩小。终点未必遥远，但不会轻易抵达。对旁观者而言，剩下的只有静观后续——或忽然的转折，或漫长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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