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员到军事高层，再到作协主席，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曲折人生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他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后来逃到苏联的。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外的伊斯玛宁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后，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李德6岁时被送入天主教孤儿院，接受初等教育。1913年，李德获奖学金进入慕尼黑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成绩优异。1918年，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直接参与前线作战。战后返回师范学院继续学业，并于1919年毕业。

1919年4月，李德加入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同盟”，参与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斗，表现突出。共和国失败后，他因被捕入狱三个月，释放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多次被捕并越狱，最终于1928年逃往苏联。

在苏联，李德进入列宁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晋升为骑兵师参谋长，并因作战经验丰富被选派至中国。

付龙之军事学院学员

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情报。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对可疑人员实施严酷镇压，但德国与日本为同盟国，德国人身份成为李德活动的天然掩护。

李德在东北期间，试图渗透日军高层或获取关键情报，但因日军对占领区控制严密，且李德缺乏本地语言和文化背景，情报工作进展艰难，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李德在东北活动一段时间后，因任务受阻且难以适应环境，决定南下上海。

在上海，李德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取得联系，并结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

1931年，苏联在上海的情报小组负责人鲁格夫妇被国民党逮捕，面临死刑。佐尔格（共产国际间谍）向莫斯科求援，需2万美元营救。李德与另一名德国共产党党员受命携带2万美元赴上海，完成营救任务。

根据师哲、王明等人的回忆，李德最初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东北的情报人员，而非共产国际正式派遣的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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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李德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进入中央苏区，李德与博古、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成为决策核心，军事指挥由他主导，周恩来仅负责执行监督。

彼时，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战局空前严峻。这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将苏联战场经验全盘移植到中国战场，强制推行阵地防御与堡垒对攻战术，试图以正规战粉碎敌人围剿。

但现实与理论严重脱节。红军装备处于代差劣势，弹药补给极度匮乏，作战区域又以崇山峻岭为主，完全不具备机械化作战条件。面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运动歼敌"战略，李德不仅断然拒绝，更在军事会议上公开贬斥为"游击习气"。他强制要求红军构筑多层防御工事，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展开阵地消耗战，导致红军陷入被动防御的困境。

1934年盛夏，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在长征初期，李德仍坚持其战术路线，制定经湘南向广西突围的计划。然而由于情报系统瘫痪、指挥层级混乱，红军在湘江遭遇建军以来最惨重损失。这场战役使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基层指挥员怨声载道，甚至出现公开质疑指挥决策的情况。

李德的指挥方式呈现明显集权特征。所有作战方案均由"三人团"秘密制定，部队接到的往往是刻板执行的死命令。这种脱离前线实际的决策模式，引发军中强烈不满。周恩来等将领虽多次提出修正建议，但均被李德以"国际路线"为由驳回。军事指挥体系的僵化，最终导致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时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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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1935年1月的遵义城。这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系统批判了李德的军事冒险主义，指出其战术思想存在"三个脱离"：脱离中国国情、脱离红军实际、脱离战争规律。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权力更迭，标志着中国革命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转折。

失去指挥权的李德并未立即离队。他以普通战士身份参加长征，负责装备运输和战况记录工作。在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的极端环境中，这位德国军人亲眼见证了红军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是看到毛泽东重新掌舵后，红军战略战术发生根本性转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段特殊经历，成为其军事思想蜕变的重要阶段。

1935年冬，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根据地。但严酷的现实环境让李德难以适应：粗粝的饮食、简陋的窑洞、落后的医疗条件，加上语言沟通障碍，使其产生强烈失落感。经过慎重考虑，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返回苏联的申请。组织上尊重其个人意愿，在安排相关事宜后，李德于1939年搭乘国际交通线离开中国，结束了这段充满争议的东方革命历程。

延安时期的李德

李德辗转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的审查。苏联方面派专人赴中国调查其军事指挥错误，综合评估后认定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共产国际认为，李德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判断失误，但红军反围剿失利的责任不应由其完全承担。

审查结束后，李德被安排在苏联集中营担任政治教官，负责军事教育及思想工作。苏德战争期间，他参与后方军事教育，主要利用其军事理论知识培养后备力量。

1949年李德返回东德，进入出版社担任主编，负责编书、译书，将革命经历转化为文字创作。他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部分内容符合历史事实，成为研究长征的重要资料，但部分内容存在主观扭曲。

1964年，李德被任命为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但其翻译中掺杂个人情绪，对部分历史事件进行个人阐述。

凭借文学创作，李德在东德文坛获得声誉，成为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在德国引起广泛反响。

在苏联期间，李德与中国的两任妻子肖月华、李丽莲及儿子彻底断绝联系。李丽莲至死未能与李德重逢，肖月华则独自抚养儿子，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交通厅养路处副处长等职。

晚年李德

晚年李德饱受病痛折磨，1974年8月15日在东德柏林逝世，享年74岁。

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经历折射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本土化与教条化的矛盾，其人生轨迹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