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客如何借公式解释制造两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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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复交和日蒋“断交”，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乘机制造“两个中国”之阴谋，他们为此在自民党和政府内外进行反扑。

中日复交第二天即1972年9月30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按惯例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就中日复交谈判过程和结果作述职报告。

会上，右翼政客不仅屡喝倒彩打断首相讲话，而且轮番上阵向田中和大平发难。

藤尾正行第一个怒气冲冲责难道：

“台湾帮”鼻祖岸信介也不甘心在制造“两个中国”图谋上的失败。

他在日台“断交”后公开宣称：“日本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外交关系断绝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国民最大的不幸”。

他还指责田中内阁“二选一”的做法说：

他甚至主张效仿美国制定一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说什么现在日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也不能设置“大使馆”，“但与日本处于同样立场的美国却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据此处理它与台湾的关系。与美国相比，日本可就落后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认为必须早日改变这种局面。”

1974年12月三木武夫内阁成立，宫泽喜一出任外相。宫泽外相竟对外务省的干部说，田中内阁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恢复，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不能转身立即将迄今的亲密朋友丢弃；“在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仍要与台湾维持外交，这就是外交”。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日本方面组织了三个庞大的代表团赴台北吊唁，包括两位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前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以及几十位前内阁大臣、现任国会议员以及各界头面人物等。在东京则举行了有日本政要、各界名流和民众2万多人参加的蒋介石追悼会，并由前众议院议长船田中亲自宣读悼文，以表达对蒋的“无限的哀思”。日本如此大规模追悼蒋介石，并非完全出于“感恩”，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悼念，而是在向世界宣示日台间的政治关系并未因“断交”而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复交后日本政府事实上也未完全遵循自己在复交谈判中作出的今后“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之郑重承诺，这是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产生龃龉和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政府一脉相承地继承了在复交谈判中被周恩来严厉驳斥的高岛益郎兜售的错误观点和见解，即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继续采取了将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分开的暧昧做法。

除大平正芳在复交后成为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外，还有外务省官僚的一些讲话材料或说明材料也无不如此。

例如，1972年年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应时事通信社请求，提交了一份关于《中日联合声明》各条款的说明材料。

关于“声明”第三项台湾问题，他这样写道：

透过这段冗长的说明文字不难发现，栗山尚一表示日本政府不支持“台独”无疑是正确的，但又说日本政府不能否定“旧金山条约”中关于台湾归属问题的相关条款，这就意味着日本欲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将政治判断与法律判断对立起来。

这与高岛益郎反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进“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由”——日本已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权利依据，不能“两次放弃”的说法，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再如，1973年7月26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水野清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答复藤尾正行议员的质询时表示：

日本政府甚至在1975年明确作出这样的“公式解释”：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当然不是承认之意。台湾究竟归属于谁，日本处于没有资格予以表明的立场”。

此后，这一“公式性”说法就一直为日本历届内阁及其政要所沿用。难怪我国领导人每次会见日本政要时都要反复强调台湾问题，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做阻碍两岸统一之事。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东京与福田首相会谈时曾这样强调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旦因日本政要在台湾问题上口出狂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或因“台独”分子肆意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日本政府都会出来发表口头禅式的“公式见解”，即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没有变化”、“日本政府希望当事双方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等。

1972年11月8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矢野绚也的提问时，正式发表了中日复交后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见解”：

1996年3月31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日期间，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就台湾问题和我国军事演习问题宣称：

池田外相的这番讲话不仅明显具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味道，而且暗含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之用心。

日本参议员、“台湾帮”重量级人物武见敬三在1997年起草的《外交政策指针》中也强调：“希望中国与台湾的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

这句冠冕堂皇又简洁明了的话，实际包藏着多层含义：

可见，“希望和平解决”听似在理，实暗藏阴谋。

第一，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最终采取什么方式不取决于中国政府。在“台独”势力突破容忍底线悍然宣布“独立”，或在外国军事力量悍然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然只能用武力予以解决。

第二，中国不可能让台湾问题无限期拖延下去，久拖不决或无限期拖延无异于“独立”。

第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已在中日复交谈判和《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中得到确认，再反复强调希望台湾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明显是在间接干涉中国内政。

实际上早在中日复交前的1956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胜间田清一会谈时已明确指出：

来自自民党和政府外的反扑，主要是来自右翼知识分子的“文攻”和民间极右分子的“武攻”。

日台“断交”后，“亲台”右翼文人除在电视荧屏上抨击政府“外交失误”外，主要是用笔杆子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发出责难。

仅右翼刊物《改革者》月刊，就在1972年12月号上刊出50多篇清一色的专论文章（该期共112页，其中反对中日复交的50多篇文章就占了95页)，或对中日复交表示“不解”和“愤慨”，或对日台“断交”感到“惋惜”和“痛心”，或对国家未来深怀“忧虑”和“不安”。

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即可洞悉文章的内容该是一些什么货色。实际上，类似攻击说“日本与中共建交，是多么缺乏理念”的中岛岭雄教授之流，在日本大有人在。

除右翼知识分子外，民间极右分子和团体也不甘寂寞。他们纷纷赴台为国民党打气助威。极右团体“大日本皇诚会”会员，不仅在国内经常身着战斗服、手持棍棒、大呼小叫驱车散发传单，而且在台湾的架势一如国内，甚至在台北松山机场外竖起“日之丸”旗和日本皇家徽章“菊徽”。此外，还有“日本防共挺身队”、“日本青年社”、“青年思想研究会”等右翼组织也络绎不绝进入台湾。这些延续战前军国主义精神、黑社会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在日本国内人们多敬而远之，但在台北松山机场却以“日本民间反共友人”身份接受献花，并受到台北青年男女隆重热情的接待，这显然是十分蹩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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