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客通过"公式解释"，如何图谋制造"两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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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复交和日蒋“断交”，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趁机制造“两个中国”之阴谋，他们为此在自民党和政府内外进行反扑。

1、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客的“台独”挑衅

中日复交第二天即1972年9月30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按惯例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就中日复交谈判过程和结果作述职报告。

会上，右翼政客不仅屡喝倒彩打断首相讲话，而且轮番上阵向田中和大平发难。

藤尾正行第一个怒气冲冲责难道：

“由于日中关系正常化，不得不产生一种假象，即居住于台湾、澎湖群岛之一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华民国便不存在，此种牺牲实在太大，诚实遗憾。…自民党全体议员对此并不欢迎”；大野市郎指责说：“为了与共产主义国家结交，而断绝与自由主义国家之邦交，我认为是违反党的方针”；滨田幸一责难说：“废除日台和约，未经国会审议，系属违反宪法”；中川一郎叫嚷道：党之决议系“维持包含外交关系在内的原有关系”，但结果却将中华民国抛弃，令人震怒；中山正晖攻击说：“不论大平外相如何玩弄欺骗手段，废弃并无规定终止日期之中日和约系违反宪法”；等等。

“台湾帮”鼻祖岸信介也不甘心在制造“两个中国”图谋上的失败。

他在日台“断交”后公开宣称：“日本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外交关系断绝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国民最大的不幸”。

他还指责田中内阁“二选一”的做法说：

“既要和北京方面友好，又要考虑和台湾过去的那种亲密关系。将来台湾和中共如能合而为一当然好，但现实还是‘两个中国'嘛！…尽管他们都非常讨厌这句话。我并不是想要把‘两个中国’永久化。但现在毕竟是两个，那就应该采取对双方都友好的方针。日本的做法可有点儿滑稽。因为采取‘一个中国'论，于是就承认了这一方面而和另一方断绝了关系。这样，当然和台湾既不互设大使馆又无外交关系了。”

他甚至主张效仿美国制定一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说什么现在日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也不能设置“大使馆”，“但与日本处于同样立场的美国却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据此处理它与台湾的关系。与美国相比，日本可就落后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认为必须早日改变这种局面。”

1974年12月三木武夫内阁成立，宫泽喜一出任外相。宫泽外相竟对外务省的干部说，田中内阁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恢复，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不能转身立即将迄今的亲密朋友丢弃；“在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仍要与台湾维持外交，这就是外交”。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日本方面组织了三个庞大的代表团赴台北吊唁，包括两位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前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以及几十位前内阁大臣、现任国会议员以及各界头面人物等。在东京则举行了有日本政要、各界名流和民众2万多人参加的蒋介石追悼会，并由前众议院议长船田中亲自宣读悼文，以表达对蒋的“无限的哀思”。日本如此大规模追悼蒋介石，并非完全出于“感恩”，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悼念，而是在向世界宣示日台间的政治关系并未因“断交”而结束。

2、日本政客的“公式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复交后日本政府事实上也未完全遵循自己在复交谈判中作出的今后“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之郑重承诺，这是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产生龃龉和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政府一脉相承地继承了在复交谈判中被周恩来严厉驳斥的高岛益郎兜售的错误观点和见解，即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继续采取了将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分开的暧昧做法。

除大平正芳在复交后成为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外，还有外务省官僚的一些讲话材料或说明材料也无不如此。

例如，1972年年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应时事通信社请求，提交了一份关于《中日联合声明》各条款的说明材料。

关于“声明”第三项台湾问题，他这样写道：

“第二次大战中，美、英、中华民国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将‘诸如台湾及澎湖岛日本窃取于中国人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华民国’作为对日作战的目的提出，而且向我国表明投降条件的波茨坦宣言第八项也明确载入了‘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我国又是在接受载有‘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件’的投降书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投降的。然而，其后本应最终就我国的领土处分问题作出决定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作为当时严峻的东西方对立的国际形势的反映，尽管规定我国放弃对台湾的领土权，但并未涉及被放弃的台湾归属谁，而是决定将该问题交付未来去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前述第二次大战中的原委出发，一直坚持台湾归属中国并非旧金山和平条约所确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复交三原则’中的第二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解。
如果全盘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立场，就意味着我国偏离了旧金山条约关于放弃台湾这一法律立场，从而使该条约不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权限；意味着有关台湾的领土地位是由我国独自认定的，从而自我否定了旧金山条约的效果，这对同一条约当事国的日本来说是不可取的。所以台湾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法律判断应另当别论。若参照过去之原委，台湾应遵从开罗、波茨坦两宣言之规定归还中国，这是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场，这一立场今后也会坚持。因此，我国对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持异议，也完全无意支持台独。联合声明第三项后半段所载‘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正是政府这一立场之反映。”

透过这段冗长的说明文字不难发现，栗山尚一表示日本政府不支持“台独”无疑是正确的，但又说日本政府不能否定“旧金山条约”中关于台湾归属问题的相关条款，这就意味着日本欲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将政治判断与法律判断对立起来。

这与高岛益郎反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进“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由”——日本已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权利依据，不能“两次放弃”的说法，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再如，1973年7月26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水野清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答复藤尾正行议员的质询时表示：

“日本虽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它在台湾仍然是一个政府，现在与日本之间有人事交流及各种投资，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施政权，现在并未到达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所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所签订的各种协定，其效力并不能达到该地区，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日本政府甚至在1975年明确作出这样的“公式解释”：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当然不是承认之意。台湾究竟归属于谁，日本出于没有资格予以表明的立场”。

此后，这一“公式性”说法就一直为日本历届内阁及其政要所沿用。难怪我国领导人每次会见日本政要时都要反复强调台湾问题，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做阻碍两岸统一之事。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东京与福田首相会谈时曾这样强调说：

“我坚信，国际上一个国家被一分为二的状况一定会改变。中国也存在所谓‘两个中国’问题。‘两个中国'当然不能承认，即使一个与半个中国、或一个与四分之一个中国也不能承认。如果时机不成熟，可以慢慢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一定能够解决。…100年解决不了，1000年总能解决吧。贵国可能没有‘两个日本'问题，但也许存在一个日本与十分之一个日本、百分之一个日本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从日本国民的感情来说一定要求解决，那我们就一贯支持日本国民的这种感情。”

其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旦因日本政要在台湾问题上口出狂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或因“台独”分子肆意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日本政府都会出来发表口头禅式的“公式见解”，即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没有变化”、“日本政府希望当事双方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等。

1972年11月8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矢野绚也的提问时，正式发表了中日复交后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见解”：

“日本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之间的对立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内政问题。我国政府希望当事者双方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1996年3月31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日期间，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就台湾问题和我国军事演习问题宣称：

“我国希望中国依据和平统一方针，在当事者之间通过对话加以解决。多数人认为军事演习是想以军事力量谋取台湾，并对台湾的选举施加影响。坦率地说，我国对此做法深表疑虑。我认为东南亚的国民也会感到疑虑。”

池田外相的这番讲话不仅明显具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味道，而且暗含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之用心。

日本参议员、“台湾帮”重量级人物武见敬三在1997年起草的《外交政策指针》中也强调：“希望中国与台湾的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

这句冠冕堂皇又简洁明了的话，实际包藏着多层含义：

(1)这份文件把“台湾”与中国并称，明显暴露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意图；(2)所谓“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实是“希望两岸分裂状态长期维持下去”冠冕堂皇的说法；(3)强调两岸关系能“和平发展”的弦外之音是，中国只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若中国用武力解决，无论什么原因和什么情况，日本都将予以干涉。实际上，武见敬三在同一份文件中已表明了这一点：“必须要求两岸关系和平地、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

可见，“希望和平解决”听似在理，实暗藏阴谋。

然而，第一，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最终采取什么方式不取决于中国政府。在“台独”势力突破容忍底线悍然宣布“独立”，或在外国军事力量悍然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然只能用武力予以解决。

第二，中国不可能让台湾问题无限期拖延下去，久拖不决或无限期拖延无异于“独立”。

第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已在中日复交谈判和《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中得到确认，再反复强调希望台湾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明显是在间接干涉中国内政。

实际上早在中日复交前的1956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胜间田清一会谈时已明确指出：

“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当然的事情，尊重日本的意见。但是，希望贵国方面不要提绝对不能用武力来解决的主张。对中国说来，是不可能放弃这个方法的。这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承认‘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都是绝对不能赞成的。”

3、极右翼分子的猖狂

来自自民党和政府外的反扑，主要是来自右翼知识分子的“文攻”和民间极右分子的“武攻”。

日台“断交”后，“亲台”右翼文人除在电视荧屏上抨击政府“外交失误”外，主要是用笔杆子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发出责难。

仅右翼刊物《改革者》月刊，就在1972年12月号上刊出50多篇清一色的专论文章（该期共112页，其中反对中日复交的50多篇文章就占了95页)，或对中日复交表示“不解”和“愤慨”，或对日台“断交”感到“惋惜”和“痛心”，或对国家未来深怀“忧虑”和“不安”。

诸如，《受制于北京的“声明”》（山村文雄，中国问题专家）、《不胜惋惜之至》（山崎武雄，东京大学教授)、《亚洲百年祸根》（斋藤忠，外交评论家）、《忧虑日本的将来》（气贺健三，庆应大学教授)、《北京外交的胜利》（漆山成美，评论家）、《明显违反党议》(宇野精以，东京大学教授)、《完全跟着对方的调子走》（今井武雄，庆应大学教授)、《外交无能，令人叹息》（奥原唯弘，近畿大学教授）、《日方的彻底失败》（直井武夫，评论家）、《屈辱外交：第二次“珍珠港”》（矢岛钧次，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日本的未来一片黑暗》（横田康夫，评论家）、《再度全面投降》(林三郎，东海大学教授)等。

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即可洞悉文章的内容该是一些什么货色。实际上，类似攻击说“日本与中共建交，是多么缺乏理念”的中岛岭雄教授之流，在日本大有人在。

除右翼知识分子外，民间极右分子和团体也不甘寂寞。他们纷纷赴台为国民党打气助威。极右团体“大日本皇诚会”会员，不仅在国内经常身着战斗服、手持棍棒、大呼小叫驱车散发传单，而且在台湾的架势一如国内，甚至在台北松山机场外竖起“日之丸”旗和日本皇家徽章“菊徽”。此外，还有“日本防共挺身队”、“日本青年社”、“青年思想研究会”等右翼组织也络绎不绝进入台湾。这些延续战前军国主义精神、黑社会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在日本国内人们多敬而远之，但在台北松山机场却以“日本民间反共友人”身份接受献花，并受到台北青年男女隆重热情的接待，这显然是十分蹩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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