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人如何保持精神的独立与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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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人工智能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渗透我们的生活，一个根本性的命题被推向时代前沿：数字时代，人之为人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近日，一场名为“数字时代，何以为人”的对谈举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洪亮围绕这一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哲学传统与技术现实的对话。

绝对自主自发性——AI永远无法模拟的人类特质

“AI技术与传统技术有着本质区别”，黄裕生首先指出，AI不仅延伸人类的身体力量，更试图替代人类的智力活动。从信息检索到逻辑推理，从概率计算到内容生成，AI在诸多曾被视为人类核心优势的领域表现愈发卓越。这一变革将“人是什么”的哲学追问从书斋推向公共视野——如果理性计算能力可被机器超越，人类存在的独特价值何在？

“这一追问并非全新命题，但是却在数字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近代哲学将理性视为人类的最高能力，休谟、康德等思想家早已围绕理性与意志、情感的关系展开辩论。而AI的崛起，让这一古老争论有了现实落点：若理性仅等同于计算推理，人类被机器替代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人类理性蕴含更丰富的维度，那么我们便需重新发掘自身的独特性。”黄裕生谈道。

黄裕生对此给出的核心答案指向了“绝对自主自发性”——这一源自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他认为，人类区别于AI与万物的本质，在于能够成为自身行动的“第一因”，拥有自由意志，这种自发性并非盲目冲动，而是最高层次的理性表现，它让人类能够突破既定程序与物理限制，做出基于信念的决断。正如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的选择，这种超越生存本能的价值坚守，正是AI永远无法模拟的人类特质。

这种自发性不仅体现在个体抉择中，更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独特形态。与其他物种世代重复的生存模式不同，人类能够创造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伦理世界与技术文明，人类的自发性让文明拥有了无限延展的可能。

理论思维能力让个体在数字时代保持主体性

AI带来的挑战，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尖锐：学生可以通过AI瞬间获取海量信息，五千字的文章能在两秒内生成，既然机器能高效完成信息整合与文本创作，我们为何还要花费数年时间训练写作与思考能力？

黄裕生对此区分了“作文”与“论文”的本质差异：前者可通过事例堆砌论证观点，而后者则需要建立严密的逻辑体系，包括概念分析、逻辑推理与概念想象三大能力。其中，概念想象能力尤为关键，它要求思考者主动发掘并纳入各种潜在变量，在更广阔的逻辑空间中构建周全的论证。这种能力无法通过AI直接获得，必须在反复的思维训练中逐步形成。

两位哲学学者认为，在AI时代，教育的价值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凸显。黄裕生预言，未来学生群体将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那些将AI作为辅助工具、持续锤炼自身思维能力的人，会不断提升认知高度；而过度依赖AI替代自身思考的人，将逐渐丧失独立分析与创新的能力。

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性，远超文科范畴，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黄裕生以物理学中的“匀速运动”概念为例，指出这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状态，正是人类通过概念想象构建的认知工具，没有这一抽象概念，现代力学体系便无从建立。同样，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源头也源自哲学追问，其核心基点正是通过理论推导与概念想象得出的。这意味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突破与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独特的理论思维能力。

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本质上是对人类自发性的守护与强化。黄裕生将其拆解为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是独立思考，即摆脱他人观点的束缚，从自身的处境与诉求出发形成判断；其次是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立场理解不同视角，修正自身认知偏差；最后是前后一贯的自洽思考，确保自身的逻辑体系连贯统一。这三个层次的训练，不仅能提升思维能力，更能塑造健全的人格，为个体在数字时代保持主体性奠定基础。

洪亮补充道，这种思维训练与康德提出的“独立思考、换位思考、前后一贯思考”原则一脉相承。其中，换位思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想象力，它让人类能够超越个体局限，构建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在AI日益普及的今天，这种能够理解他人感受与立场的能力，恰恰是机器所缺乏的，也正是教育需要重点守护的人类特质。

硅基载体或许永远无法产生真正的欲望与价值诉求

情绪陪伴机器人等新型产品的出现，人与机器的关系从工具使用转向更复杂的共生场景。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试图通过规则规约机器行为，但在黄裕生看来，这种单向度的约束性原则，忽视了人与机器共生关系的核心维度：如何在尊重人类主体性的前提下，构建友好且有边界的互动模式。

黄裕生将人与机器的关系划分为两个层次：共生关系与伦理关系。在共生关系层面，机器可以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辅助，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AI能够弥补人力陪伴的不足，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但这种共生必须坚守一个核心前提：机器始终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而非与人类平等的主体。其根本原因在于，AI缺乏人类所特有的自由意志与目的性存在，硅基载体无法产生真正的欲望与价值诉求。

在伦理关系层面，黄裕生谈道，人类与机器无法建立真正的伦理共同体。伦理关系的核心是责任与义务的双向绑定，而这需要主体具备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力。AI既没有能力自主承担责任，也无法形成真正的道德意识，因此不可能成为伦理主体。

黄裕生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关于“万物有灵论”的讨论。洪亮提出，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被笛卡尔二元论视为纯粹物质的存在，包括机器在内，也可能拥有某种主观体验视角？黄裕生回应称，从哲学传统来看，庄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早已触及这一问题的核心。人类之所以能够理解其他存在，是因为我们拥有超越自然因果律的理性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存在拥有与人类同等的主观体验。从进化角度看，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动物到人类的两次重大断裂，都无法通过纯粹的演化论解释，这也暗示了人类意识与主体性的独特性。

黄裕生将希望划分为三个层次：类的希望、个体的希望与绝对的希望。类的希望是人类族群对未来的共同愿景，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或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这种希望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却难以直接支撑个体的生命意义。个体的希望则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相关，涵盖事业、情感、成长等诸多维度，但其实现与否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难免伴随着失望与沮丧。

最为核心的是“绝对的希望”，这种希望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局限，指向个体终结之后的可能性。黄裕生认为，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既意识到自身的认知有限性，也催生了超越的渴望，它让人类在面对死亡与虚无时，能够打开一个超越现实的意义空间，这种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能力，让人类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够保持精神的独立与高贵。

活动现场也推荐了一套洪亮主编的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汉译系列丛书，这套书系统引介国际学界的前沿议题，包括人类增强、超人类主义、赛博格、后人类主义以及人类世等，力图为中国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基于自身关切，探讨数字时代的“人之为人”提供参考视角。

其中，《超人类主义》聚焦人类能否超越自身，对超人类主义的前世今生做了全景式介绍，《“更好”有多好？》从分析哲学与人类学视角反思当代人类增强议题的理论困境，《脑——一个关系器官》揭示了当代脑神经科学的生物还原主义预设的内在问题，《韧性赛博格》描述了心脏起搏器和除颤器植入者在身体层面面临的风险和由此展现出的韧性，《人类世的宇宙论》则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中探讨了足以映现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局限的新世界观构想。